回頭看12年前（2011年）南方人物周刊特輯
東瀛劫
裡氏9.0級，人類從事地震監測以來的最強地震，千年一遇的大地驚雷，由地震引發的劇烈海嘯、陰魂不散的核泄漏，給日本帶來瞭“二戰之後最大的危機”，美麗富庶的海岸線變得滿目瘡痍，繁華熙攘的東京突然有瞭末世景象，上萬人的猝逝無數傢庭的生離死別……但，這個多災無常的國度卻有著最寶貴的財富——勤勞智慧隱韌的國民，從最困惑、最黑暗的日子裡尋出新生的源泉，在這個國傢古已有之。相信日本，相信這個由東西文化精華淬煉的民族。
相信日本
無常之國的有常之道
@楊錦麟：我註意到五點：日本政府以及各行業的應急系統並未陷入癱瘓；民眾冷靜有序，顯示出公民素質的整體水平；媒體及時傳遞訊息，畫面，傳達速度之快，之透明，起到瞭穩定人心，瞭解真實的作用；自衛隊，特警集結速度在一個小時之內；新媒體扮演即時傳遞真實訊息積極功能
本刊記者 楊瀟 馬李靈珊
特約撰稿 黃文煒 發自日本
當你坐在飛往日本的航班上，看到飛行地圖的時候，事情似乎再清楚不過：日本處在一隻怒氣沖沖的三爪章魚狀的斷裂帶之上。
這是歐亞大陸板塊和太平洋板塊碰撞出來的結果，“章魚”由俄羅斯庫頁島往南，貫穿日本全境，一直抵達中國臺灣。1995年5月28日，章魚的後爪蹬瞭一下，庫頁島發生瞭裡氏7.5級地震，約2000人死亡；1999年9月21日，章魚的前爪劇烈地拍打，造成臺灣“9·21”大地震，7.3級，2415人罹難。
延誤瞭5個小時後，我們的航班降落在章魚腹部，從這裡長出瞭它的第三隻爪——1923年9月1日，一場7.9級的地震突襲瞭附近地區，“所有土地都如海水波濤一樣上下起伏，丘陵、山巒急劇扭動著”，之後，東京市超過一半的區域被火苗吞噬，10萬餘人死亡，近60%的人口無傢可歸，謠言在關東平原流傳，“外國人起義、外國人投毒、外國人劫掠……”當地居民組成瞭義務警衛隊來維持秩序，但他們自己卻經常成為暴徒，數千外國人(以韓國人為主，也包括不少華人)慘遭殺害。
2011年3月11日這場大地震比88年前的關東大地震更為強烈，在某種程度上造成瞭相似的後果：沿海房屋倒塌嚴重，滿載乘客的列車發生傾覆，海嘯在很短的時間內到來，巨浪卷著垃圾和火焰把一切推平……也有顯然不同的，88年前的人們沒有聽過核能一詞，核泄漏更不屬於他們的世界；1923年關東大地震後，日本政府千方百計地阻止信息傳播，少數尚能工作的電臺受到幹擾，第一篇報道地震的報紙文章出現在整整3天以後。88年過去瞭，記者成瞭最早抵達現場的人，在自衛隊尚未趕到時，NHK的直升機就開始盤旋在福島、宮城和巖手縣的上空，以至於人們紛紛向電視臺提出抗議：直升機的噪音太大，很可能淹沒被埋者微弱的呼救聲。
然而把媒體輕率地視作添亂者也是荒謬的，3月11日這個周五的下午，手機撥打不瞭，短信遲遲發不出去，大多數東京人是通過電視和廣播知道瞭震中不在東京，而是在東北地區宮城縣以東的太平洋海域，震級達到瞭前所未見的8.8級(後被修正為9級)。此後日本的各傢電視臺開始滾動報道，災區的畫面被源源不斷地傳送回來，直播中經常會出現兩聲“滴滴”的提示音：某地，發生瞭某級餘震。
“日本制造”的民眾
“餘震不斷，我們跑出去兩次，第二次回大樓時就知道(沿海地區)要有海嘯瞭。”在東京都赤坂附近工作的胡女士說。
不在日本生活較長的時間，很難理解這兩出兩進的邏輯。東京的震級為M5，即便如此，稍高一些的樓層也搖晃得厲害，有人形容“每次都像要準備親吻大地似的”，但是胡女士並沒有在第一時間跑出寫字樓，她說，我們都堅信在樓裡面更安全，隻要你避開大衣櫃這些容易傾倒的物體。“所以你看電視裡播的，仙臺的超市裡，那些人還用手去扶貨架。”
下意識的反應是抓起桌椅上的墊子往桌子底下鉆，然後把墊子放在頭上——這個動作在池袋防災館的6級地震體驗廳會被指導員反復演示，幾乎每天都有各個學校組織前來的集體學習。“我們從小學直到高中，每個學期都要參加各所學校和地區舉辦的防災訓練，經歷瞭12年。”專欄作傢加藤嘉一說，“假設地震發生，我們該怎麼辦，第一做什麼，第二看哪裡，第三怎麼辦。至少訓練過三十多次，不經思考也明白該怎麼應付。”
他們對建築質量的信賴令人嘆服。“絕對不跑，”另一位久居日本的華人班先生說，“當時我看地震的時間，孩子還在幼兒園呢，我就放心多瞭，日本的學校和幼兒園是最結實、可以用來避難的，而且幼兒園也有固定的疏散處，不用擔心混亂中找不到孩子。”
“記得前些年一個挺有名的建築師，”他想起以前的新聞，“少用瞭兩根鋼筋，被追究得特別嚴，伴侶還因為壓力太大跳樓自殺。當時還覺得有點小題大做……”
1995年阪神大地震後，日本政府連續3次修改《建築基準法》，除木結構住宅外，把各類建築的抗震基準提高到最高水準，尤其是商務樓要求能夠8級地震不倒。
等到第一撥劇烈的搖晃過去，街上沒有突然飛來的瓦片或者玻璃後，可以出去瞭。戴著安全帽，提著防災鞋和“非常持出袋”，這其實是個不大的雙肩包，平常就放在辦公桌腳下，提起來就走瞭。胡女士的包裡有物品如下：
折疊塑料水桶；鋪地塑料佈；石灰加熱袋以及兩袋“五目米飯”(還註明用水泡60分鐘、開水泡15分鐘可吃)；餅幹兩罐(熱量可以提供兩到三天)；飯碗(裡面有各種餐具)；便攜收音機；救急袋(裡面有棉球、止血貼、繃帶等等)；多功能用小刀；我們甚至從雙肩包裡掏出瞭一個“小廁所”，它由兩種顏色的袋子折疊組成，裡面還有沙土，確保不污染環境。
地震發生時，福原女士正在自己供職的日語學校的畢業典禮會場，當校長正要向學生發畢業證書時，地震發生瞭，華麗的吊燈開始搖晃，起初以為就像平常的小地震一樣，晃幾下就好瞭，沒想到左右越晃越厲害，這可不是一般的地震！老師迅速打開門，讓學生從樓梯下樓避難，穿著正裝的學生們拼命跑到樓梯，穿高跟鞋的女孩子，踢瞭鞋子就跑。搖晃持續瞭兩三分鐘，過瞭一會兒，大傢又回到會場，繼續進行畢業典禮，高高興興地從校長手中接過畢業證書。十多分鐘後，地震再次發生，比上次更嚴重。等搖晃過後，學生再次上臺受領畢業證書。最後，大傢合影留念，帶著笑容，留學生多是中國人，他們在日本的地震中也學會鎮定自如瞭。
地震後，東京的交通全面停運，電車、地下鐵都停止瞭，新幹線也不例外，東京都內不少上班族選擇花幾個小時走路回傢。
“人行道上黑壓壓的一片，我來日本二十多年沒看到過這種景象。”胡女士說。東海大學教授葉千榮在日比谷大道上看到，所有人都很有秩序，“就像參加追悼會葬禮似的：緩慢，沉靜，嚴肅。”
車道幾乎水泄不通，但沒有行人走到車道上來。自由撰稿人福島女士從澀谷車站出發走路回傢，一路上的小店有人發飲料，有人發糖果，還有人對她說，路很暗，小心一點啊！“這時候覺得我們日本人還是nice guy啊！”
葉千榮用瞭10個小時從東京開回橫濱，與之相伴的是幾百萬步行的市民，他說，那感覺像一部悲壯的無聲電影。有人形容，這種場景隻在好萊塢災難片中見過。
在茨城縣一個小鎮的車站，班先生同樣站在一群默默的人中間，電車已經停駛，但補票口還是排著隊，沒人去占小便宜。“外面很冷，但人都在外面凍著，也不去一旁的小吃店裡取暖。”
“有些人以為這是訓練的結果，但這其實肯定是比訓練和外界要求更高的原因。”葉千榮說，“這是一種自律性與過敏性。社會穩定並不是一個動賓結構，不能用‘維持’這個動詞，而是要用其他因素去造就的。”
留下來的人們，去往周圍的學校過夜，在這種緊急時刻，日本的公立學校會無條件開放接納民眾，而私立學校則會自行決定開放與否。胡女士所在的寫字樓通過廣播說，一樓的健身房已經開放，水、食物和毯子都準備好瞭，大傢可以來這裡過夜。同一樓層的餐廳則為過夜者送來瞭烤面包。
3月14日，周一，地震後第一個通勤日。
這一天，東京都內大多數車站都采取瞭控制人流量的措施，人群有序地排成長列，等待進站。更多的人則被告知，必須換用其他交通設施，一切為瞭節電。由於占據日本34.5%發電量的核電目前不能完全啟用，導致日本政府必須做出這一選擇：主動控制電量。盡管這一消息是在前一天深夜才通過電視向民眾公佈，大多數人並沒有看到，仍照原定計劃出行，但在車站外，就已被預先安排好的工作人員耐心地解釋清楚情況。
據本刊記者所見，在東京都內，盡管幾乎所有的車站都出現瞭人流密集現象，但沒有一起混亂、擁擠現象。人們靜靜地、幾乎是冷漠地接受著安排，沒有抱怨，沒有意外。隻要有工作人員向他們解釋清楚情況，便迅速地按照車站指示，等待，或者選擇離開。人群排成瞭蜿蜒的長龍，全部靠左，右邊留出通行空間，沒人指引，沒人監督。
從14日起，除瞭東京都23區外，日本其他城市和東京的郊區開始輪番有計劃停電，每個區域每次停3個小時。政府號召民眾節約用電，建議傢庭不要使用電熨鬥等耗電設備。胡女士傢也在計劃停電范圍，“沒有任何怨言，我傢孩子也是，一聽到號召就去關燈。”14日東京良好的天氣甚至讓人們感到歉意，“想到災區，就有一種罪惡感。”
下午，新宿街頭100米內有兩傢NGO組織在募款，一傢是日本志願者協會，專門為此出瞭號外。他們說這種募捐需要當地政府和警察局批準，但因為事出突然，所以大傢都是邊申請邊上街募捐。
街對面是另外一傢協會，人比較多，都著黑色西裝，齊聲喊著口號：為東北日本募捐等。上面寫著：截止14日15：00已經募集到瞭20萬的物資，組織車出發運往災區瞭。錢全部捐給宮城縣紅十字會，而另外的物資自己找車運過去。他們本來是有一個營業所在仙臺，現在也完全失聯。
我們問他們，如何保證財政透明，他們覺得很吃驚：為什麼擔心這樣的問題呢？
也並非沒有傳言。在震後頭兩天，除瞭核泄露的消息外，還有一則油廠爆炸的短信和EMAIL在快速傳播，歷史學傢依田熹傢以一種老派的嚴肅和榮譽感回復他的一個學生：在日本，散佈謠言也是犯罪，1995年關西大地震，法國記者來報道的第一句話就是，日本沒有搶劫事件！
有外籍人員這樣評價日本：“告訴你，這裡的機場和火車一定很快恢復過來。日本人就像螞蟻一樣，你沒見過蟻路嗎？即使水淹來，沖散瞭蟻路，他們很快又會回來，走出一條新的蟻路來。”
媒體、政府、企業與社會
幾傢電視臺全天聚焦震災，沒有廣告、沒有嚎啕，也沒有恐怖或者昂揚的背景音樂，電視和街上的人群一樣安靜。葉千榮評價說，“日本媒體樸實、認真，以一種真正的同情心去奉獻。至少在這裡，人們從來不提多難興邦，但在踏實做事。”一位中國網友則在微博上說，“正收看日本NHK電視臺。它輪流用日語、英語、華語、韓語等五個語種，發佈有關最新震情和可能發生海嘯的地區。作為真正的公共電視臺，NHK在國傢重大危機時刻成為超越一切的公共平臺，維系瞭國民的精神和秩序。”
地震後，日本各電視臺，停止其他一切節目，連廣告都不播，全方位報道地震消息，地震中死傷人數、失蹤人數、交通信息、餘震信息、政府的救助措施等等應有盡有，13日起多瞭停電信息，近日來特別引人關註的是福島第一核電站的信息，媒體更是詳盡報道。
地震後，最讓人不安的就是這個核電站，但是政府及時公開信息，讓人相信一切都在挽救中。
日本官房長官枝野幸男每天數次向公眾報告地震信息，他每天穿著工裝，他那張看起來毫無表情的臉已經為全世界所熟悉，現在日本人看到枝野幸男那張臉，就意味著抓到最新信息。日本人半開玩笑地議論：現在就靠官房長官啦，但願他下次能帶給我們好消息。有趣的是，現在日本網上流行一個新運動——“讓官房長官去睡會兒吧”，原來，有網民發現地震以來枝野幸男出席瞭無數的新聞發佈會，每次都要面對記者們連珠炮式的問題，Twitter用戶sarang5NY周一下午寫道：“枝野先生，請不要過於勞累。你每次向公眾解釋情況的時候，都是自己說的，而沒有照著稿子念，我要向你表達深深的敬意。”這個“提案”得到無數Twitter用戶響應，以至於周一“#edano_nero”已經成為Twitter上一個全球流行話題。“Nero”在日語裡是睡覺的意思。
日本官員在此次大災難中的表現得到瞭多數民眾的認可。這種認可不限於在朝的民主黨。大地震發生後，日本執政黨和在野黨立即達成協議，實現政治休戰，共同面對災難，一致救國。為瞭采取更有效的災害對策，執政黨和在野黨就有關早日推出財政補充方案，在救災上投入更多的經費達成共識。
首相菅直人11日深夜在官邸面對在野黨黨首，深深地低下頭，“希望大傢指導、配合，為瞭保護國民的生命和財產希望大傢共同努力，這是救國的需要。”
自民黨總裁谷垣禎一表示將給予全力協助，政府和在野黨之間設置瞭聯系熱線，原先“敵對”的菅直人和谷垣禎一兩人地震後在采訪的記者面前並肩站在瞭一起。民主黨內原先亦有內訌，在災難面前各派都團結起來。
政府派出瞭10萬名自衛隊隊員，警察、消防、海上保安廳等各方聯合起來，救助生存者和孤立者。未受地震災害影響的日本關西大阪、京都以及其他5縣13日表示已經做好瞭接收災民的準備，優先接收高齡者、兒童、傷員和病人。
首相菅直人在隨後也發佈政策，所有的便利店貨品全部免費，涉及費用由日本政府承擔，所有公共電話也免費撥打，以保證受災民眾可以最快地聯系上親人。
企業界亦加入救災行列，如大型連鎖電器站Bigcamera提供免費手機電池。全日空航空公司宣佈，從現在起到4月15日，免費為一切救援物資提供國際、國內航線的運輸，免費為救援人員提供座艙席位。在這種舉國協力抗災的氛圍中，連日本最大的黑社會組織“山口組”亦加入救援行列，火速向災民派粥及提供避難所，有居民指黑社會沒有趁火打劫，效率較政府更高。成立於1915年的“山口組”是日本最大幫會，二戰之後，日本社會秩序異常混亂，政府無力治理，山口組甚至扮演瞭“民間警察”的角色，為民眾提供保護；1995年神戶大地震後，亦有協助救災，反應速度甚至超過瞭日本政府。東京黑幫“住吉會”也在Twitter公佈，開放各處的事務所作為庇護中心，為災民免費提供食宿。
有人曾寫道，1923年關東大地震之後，在騷亂與管制中，苦悶的年輕人仿佛看到瞭一個前進的方向，此後，日本的法西斯主義開始盛行。88年以後，換瞭天地，取而代之的是節制、理性以及平靜中的不安，甚至是懷疑——核的陰影正在漸漸蓋過地震，成為這個國傢最難以預料的變量。
2011年對日本意味著什麼？一切遠未結束。但正如一位中國網民所說，這次地震對日本而言不亞於一場戰爭，為日本民眾祈福的同時也深深體會到這個國傢的強大。不說政府的整體調度，也不言穩固的建築，不去目送赴死的援救隊員，不去體會涉險報道的記者的心情；隻為雖擁擠但有秩序的街道，隻為逃離現場還記得拔掉電源的教師，何等的自信才有這份淡定！災難會擦亮你的眼睛。
日本 核陰影下的光亮
在9.0級地震帶來的地震、海嘯與核泄漏危機中，後者最令日本人恐懼，但這個世界上惟一的核武受害國的上上下下，卻在此次“核危機”中，表現得如此從容和冷靜。上一次核危機，是日本因軍國主義而受到處罰；這一次核危機，是日本人以其民主的政體、負責的官員、理性的公民、自由的媒體抗爭天災的舞臺
本刊記者 馬李靈珊 發自日本
即使是初到東京的人，也會覺得3月14日下午的新宿冷清得有點不同尋常。這裡，是日本東京都三大副都心之一、東京都政府所在地，亦是繁華的商業中心所在地。京王線、小田急線、丸之內線、都營地鐵大江戶線等多條鐵道線路匯聚於此，平日的新宿，是全日本人流量最多之處。
但——
2011年3月11日下午的9.0級大地震過去3天，這一天下午，據東京市民描述，新宿的人流量“連平日的一半都沒有”。
在平日熙熙攘攘的JR車站檢票口處，大多數自動售票機和電子指示牌都在滾動播放著類似的字樣：XX線路中止。車站裡的電視反復播放著日本地震的最新消息，屏幕下方則是這一天東京都內多條線路停止運營的具體信息，不斷有行人駐足觀看，然後悻悻然離去。
人們一臉焦急，像找不到歸途的螞蟻，三三兩兩地聚集在一起，商量該怎麼辦。在地鐵線路裡，平日精確到秒的東京地鐵此時紛紛顯示出“下一班到達時間未知”的字樣。電梯停用、電燈隻開一半，裸露著黑黢黢金屬管道的千代田線內部，顯得分外逼仄與黑暗。
據日本媒體報道，從3月14日起，日本開始實施緊急限電措施。東京都內多條交通線路緊急停止運營，居民用電亦有可能受到限制。此次限電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作為世界第三大核能大國的日本——目前擁有53個核反應堆，本土電量需求的34.5%都來自於核電——由於地震及之後引發的海嘯，導致震源附近的核電站停止工作，已使電量供應成為問題。
相比起停電，日本人更擔心的，是這些已經停止工作的核電站隨後引發的各種問題。截至本刊發稿時間，本已停止工作的福島第一核電廠1、2、3、4號反應堆相繼出現問題，發生瞭爆炸、起火與核反應堆熔融等現象。日本首相菅直人當地時間15日上午11時在首相官邸發表告國民書，指出福島第一核電站的核泄漏問題趨向嚴重，要求在核電站20公裡至30公裡范圍內的居民做好防止核輻射的準備，而核輻射亦有可能波及日本其他地區和鄰國。
核泄漏，已成為日本上上下下憂慮的第一大事，亦引起周邊國傢和國際社會廣泛關註。
離得越遠，傳言越多
在面對“核危機”時，日本民眾表現出瞭非凡的素質。與面對地震時的冷靜可被解讀為從小訓練有素不同，在曾經歷過原子彈襲擊的日本，用“談核色變”形容毫不誇張。但這一次，日本普通民眾沒有驚慌，恐懼的成分降到瞭最低。這不是訓練的結果，而是一個成熟的國傢、成熟的社會自然而然的反應。日本民眾、媒體與政府的通力合作，盡管仍然不甚完美，但整個社會的信任度仍然高企。在信息盡可能公開透明的情況下，民眾的不安全感降到瞭最低。
即使3月14日當天，整個東京首都圈的交通供應隻有平日的30%左右，但我們一路所遇的日本人，都非常冷靜、鎮定。50歲的松本先生(應當事人要求，此處為化名)是從事LED照明工作的日本普通公司職員，他坦言“最擔心的就是核問題”。從知道發生“核危機”到此刻，借助不斷播報最新發展情況的媒體，他能夠頭頭是道地說出最新的核泄漏數據和躲避范圍。但是，他不害怕。會否選擇離開東京避開核輻射這樣的問題，更是連想都沒有想過。秩序良好的東京社會，讓他堅持自己“很有安全感”。
事實上，他對“核問題”的最大憂慮，並非是自身安全，更大程度上，是憂慮這次核危機對日本經濟可能造成的打擊。25歲的研究生池內飛鴻和松本先生看法一致，核泄漏固然可怕，但他們始終相信政府能夠最終處理好這件事，不會使其危及大多數市民安全。隨之而來的經濟打擊，更讓他憂心忡忡。
除他們之外，記者在東京街頭隨意走訪瞭幾名市民，20歲的丸山友理歌和70歲的田中女士(此處為化名)也都表示，自己對核危機瞭解得清楚、詳細，盡管時有突發意外，但歸根結底，他們對政府能夠處理好這次核危機，很有信心。
日本東海大學教授兼電視時政節目主持人葉千榮也表示，據他觀察，“現在大傢最擔心的問題當然都是核泄漏，因為(福島第一機組)爆炸的一瞬間，數百萬國民等於都通過電視直播，看到瞭廠房隻剩下金屬架子的畫面。但是，日本國民並不驚慌。在高速公路上，我本以為大傢會向與災區相反的西南方向出逃，但沒想到現在是向災區的高速公路反而堵車，大傢都在往裡面送物資，讓人很感動。”
日本也不乏人心惶惶的現象，但總體來說，社會始終維持在平穩狀態。早稻田大學太平洋研究部特別研究員鄭成先生向本刊記者展示瞭他收到的幾條手機短信，內容多半半真半假，如一條信息是：“一號反應堆發生氫氣爆炸，200公裡內都會受到影響，很難避開，大傢一定都要緊鎖門窗，小心避難。”還有一些短信，都是關於石油泄漏防護等，摻雜著“真實信息與誇張手法”。鄭先生告訴我們，這幾條信息在日本國內傳播甚廣。即使是傢住廣島、離災區很遠的他和朋友，都相互發送和接收瞭不同種類的這樣的信息。
當這樣的恐慌信息蔓延時，日本政府的反應迅速、及時，就在收到短信的數小時後，鄭先生就在網上查詢到瞭政府公佈的謠言短信內容及辟謠聲明。各媒體也第一時間做出反應，將真實信息告知民眾。鄭先生說：“看到政府貼出的謠言短信，和我收到的幾乎一模一樣，我就不驚慌瞭。”
12日福島第一核電廠發生事故後，中國駐日本新瀉領事館領事、副領事及相關工作人員即前往福島，在那裡，他們見到瞭負責救災的當地縣副知事，並且看望瞭當地僑民。新瀉領事館工作人員張智浩及湯先生分別向本刊記者介紹瞭中方工作人員的所見所聞。
和大多數其他地區日本人一樣，福島當地的居民情緒也相當穩定，政府救災工作一直在持續進行。對中國人和日本人，湯先生強調，“日本政府一視同仁，包括在避難所得到的救助和避難時給予的幫助，對國籍不同的人都沒有任何區別。”湯先生說，福島人並沒有過分恐懼。距離福島第一發電廠的20公裡以內人群，都已在政府的幫助下迅速撤離。
當地的中國僑民已經開始向中國大使館尋求幫助，在新瀉，領事館的工作人員自地震發生以來，每天都從清晨忙碌到深夜。有部分僑民已經從福島撤退到新瀉，更有甚者已經買好機票，準備回國避難。但大多數人還是選擇瞭相信日本政府，留守在政府劃定的安全線內。湯先生說，“大傢看瞭電視報道後，也許會猶豫，但是並沒有任何慌亂情緒發生。”
在福島采訪的中國記者王剛也向本刊記者表示，外界離福島越遠，各類分析、說法也就越多，眾說紛紜之下，其實福島當地人民相當鎮定。用電、用水截至3月14日晚間，仍然正常。
事實上，此次核危機以來，情況在不斷地發生變化。截至3月15日早間，福島第一核電廠的2號機組發生嚴重事故，在東京和福島以西的新瀉，人們仍然相當淡定，有條不紊地繼續著自己的生活。但福島緊挨著的茨城縣及北部的宮城縣，都已經出現瞭市民向遠方避難的現象。
就像地震發生當天一樣，面對核輻射的陰影，出逃的車輛仍秩序井然。在大量軍力警力都投入救災的情況下，日本國民以超乎想象的冷靜，展開瞭自救。人們在剛剛遭受完地震沖擊、海嘯洗禮後，立刻收集好殘餘的傢當，開始躲避核輻射的陰影。但是，不管是電視還是報紙上，都鮮見慟哭的悲傷，或是鮮血淋漓的慘痛場面。
在日本國民身上，激烈的情緒並非是被強行克制住的，而是被一種自內而外生發的淡定取而代之。這個國傢的人們，仿佛都生長出瞭一層堅硬的外殼，用以抵抗天災與人禍。
信息公開透明的民主社會
在堅硬的外殼內部，日本國民也一樣有柔軟的心。同為人類，日本國民也一樣有恐懼、猜疑與憤怒。盡管日本是這樣一個善於自律、冷靜自持的國傢，但歸根結底，良好的政治制度和救災機制，才是社會建立互信的根本。淡定，說到底是信心。
這一次，對日本政府的整體救災表現，人們給出瞭相當高的評價。池內飛鴻說，“100分裡的話，給80分。”
不過，從3月14日晚間開始，福島第一核電站持續崩壞的情況，令日本國內對東京電力公司、經濟產業省院電力安全保安院是否隱藏瞭信息、是否能夠控制現在的形勢等都十分不信任。種種不安情緒在各大媒體和日本國民中間開始擴散。
日本共同新聞社社會部記者濱口先生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坦率承認：“我們是不得不相信政府公佈的數據。”因為福島第一核電廠附近輻射量已經嚴重超標，各媒體也不敢接近該區域報道，包括電視臺在內，都隻能通過遠距離攝像觀察。
3月11日至3月14日4天時間內，國民與媒體對政府的救災工作一直相當支持，葉千榮教授說，“即使在野黨一再抨擊，但指望政府做得更好，也並不太容易瞭。”但是，從3月14日晚間，在核問題上，對政府的質疑聲開始甚囂塵上。
濱口記者表示，這次地震發生以來，日本國內新聞媒體對政府最大的不滿與抨擊，就集中於政府“晚瞭5小時才公佈福島第一核電廠發生問題，他們應該第一時間就公佈這個消息，太不及時瞭”。
畢竟，這是提到核問題就草木皆兵的日本。由於曾經的兩顆原子彈爆炸，國民對核問題十分敏感。處理這個問題謹小慎微的日本政府，第一步棋就走錯瞭。
不過，在隨後幾天裡，各傢媒體充分闡釋瞭為什麼一個國傢的新聞自由是如此重要。幾乎所有的日本電視臺都在全天候24小時報道此次地震情況，而核輻射問題更是重中之重。在這裡，電視臺和媒體上鮮見領導人的行蹤，共同社記者濱口先生說：“報道的重點一直在受災部分，核發電站事故和計劃停電讓這演變成瞭一場復合型的災難。我們對首相官邸做出的關於災情的說明和實際救災行動有興趣，但我們對他們的一舉一動所有行蹤，並不會報道太多。”
盡管首相菅直人自己穿上瞭防護服，前往福島第一核電站周圍視察，但媒體對他這種“冒險行為”也並無太多贊賞，最多輕描淡寫一筆帶過。日本電視上，可見最多的都是關於核發電的科學報道與一天數次的官房長官新聞發佈會或原子能科學院和東京電力的相關說明記者會。所有這些發佈會，全部由電視臺現場直播，記者直斥，“到底會不會發生泄漏！到底最嚴重會怎麼樣！別含混帶過！”場面火爆，力求信息準確無誤。
在拖延公佈核輻射情況後，日本政府隨後對信息公佈一直采取“盡量自由”的態度。所有媒體如想進入福島采訪，都不受阻攔。除瞭必須留在20公裡以外的安全警戒范圍之外，沒有任何關於媒體報道范圍及內容方面的約束。同時，日本政府也一直在“原子能保安院”官方網站上發佈最權威的消息，保證隨時更新，令民眾放心。
濱口介紹，共同社在日本東北各部駐紮有約30名記者，此次事件發生後，他們從東京、大阪、北海道等地調派記者趕去支援，現在在日本東北各地，共有100名記者在不斷發回最新報道。而所有日本電視臺幾乎每一小時都會更新最新核輻射量數據。
在東京、在大阪、在名古屋、在北海道，在日本所有的城市裡，隻要交通暢通，能夠送達當日報紙，就能夠看到報紙上方全部套用紅框的標出的最新“核事故”進展。所有平面媒體都投入瞭最大限度的人力物力，力求報道準確及時。在車站及市中心等人流密集處，還有免費發放的號外，供人們閱讀以瞭解最新情況。
同時，為瞭驗證政府說法及數據，各傢媒體都從日本各地甚至世界各地找來瞭原子能專傢，在演播室裡大約每一小時就解說一次：當前核電站情況如何，公佈的最新數據會造成什麼影響，如何防范。日本人在現場拉起白板，畫好詳細演示圖，原原本本將所有情況全部解釋清楚。截至本刊記者發稿為止，各地核能專傢給出的解釋與對情況的預測，與日本政府的說法並無太大出入。
另外，網絡在此次“核事故”中也起到瞭一定程度的抑制恐慌作用。在Twitter、Mixi及2CH(日本社交網站)等著名網站上，日本網友一直都在討論，不存在刪帖現象，也許有人散步謠言，但也都及時被政府澄清。網絡的迅速、及時，令民眾情緒平復不少。
在濱口看來，“隻有報道，清晰、真實和正確的報道，才能避免大傢更大的恐慌。因此我們才要不斷跟進。正是因為信息量不足，所以大傢才會恐慌。”在他看來，此次政府在情報公開上竭力做得及時充分，以免造成因為情報缺少而引起不必要的恐慌。“如果這個時候還敢瞞報，無異於政治自殺。”葉千榮教授也說，“在日本，民眾對自己的知情權和三權分立政治結構中的行政權應該承擔的責任非常清楚。在這裡，信息應該高度透明、公開已為常識。”
不過，隨著事態不斷惡化，民眾的不安也始終在蓄積。批評政府的聲音在核輻射問題上一直未見斷絕。但是，日本新聞人分析，“日本是民主社會，國民永遠都對國傢權力抱有懷疑和監督的態度，對政府情報表達質疑是理所應當的。如果有人對政府工作不滿，其實是正常的。最可怕的其實是一片贊歌，反而聽不到理性的分析。”畢竟，在民主社會裡，人民相信，真理是越辯越明的。“‘日本國民對政府不信任’，在日本的語境裡，這句話通常與在國內的情況有很大差距。”鄭成先生說。
由於東京電力公司是一傢私營企業，現在已有國民提出，要在問題解決後，起訴東京電力公司。也有很多人指出，日本政府公佈的數據大多數應該來自東京電力公司，如果數據有誤，不排除是東京電力公司瞞報，與政府關系不大。不過現在，大傢都還是專心靜待事態發展。
在東京車站內，巨大的液晶屏幕上，白發蒼蒼的科學傢不斷解釋著核泄漏圖示，語調急促但條理清晰。行人靜悄悄地駐足觀看，然後繼續前行。我問一位市民，“等到這次事故結束後，您認為日本是否應該徹底關閉核電站呢？”
他想瞭會兒，然後笑著反問我，“那你說還有什麼辦法能保證我們日本的電力呢？停止核電站是沒有用的，也不可能，主要應該加強它的安全措施。”
這就是日本人，非凡的冷靜、非凡的理性。
糾結的核電站
——亦正亦邪的光明使者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將公眾態度與核安全、經濟性、燃料循環與核擴散等並列為影響核電未來的主要因素之一
特約撰稿 孫正凡
本刊記者 李珊珊
逃離福島
日本是個資源匱乏的國傢，上世紀70年代之前，其能源主要依靠進口。60年代末期，日本找到瞭一種廉價的、可以提供大量能源的方法——核電。1973年開始，發展核能成為瞭日本的國策。今天，日本成瞭世界第三大核能大國，它擁有53個核反應堆，核電供應瞭日本34.5%的電量需求。
距離東京220公裡的福島的核電站隸屬東京電力公司，到2011年，這裡的1號堆就能圓滿達到40年的設計使用壽命。按照計劃，這臺雖然垂老卻仍狀態良好的機器將延壽20年，到2031年退役。
3月11日9.0級大地震發生時，福島電站的1-3號堆正在工作，4-6號堆則因例行檢修恰好停機瞭。根據設計，地震一發生，震源周邊核電站的11臺核反應堆馬上自動停機瞭，福島第一核電廠正在工作的1、2、3號反應堆也停機瞭。
然而，停機後的核電站堆芯仍有大約3%左右的蓄積熱量不能發散掉，需要持續冷卻數天。最初，備用的柴油發電機被用來給1號堆的冷卻系統供電，1小時後的海嘯摧毀瞭所有的柴油發電機；工人們又抱來瞭備用電池，它們可以提供8小時左右的電源，另外一些工人則從外面拉來瞭新的柴油發電機。根據MIT的一位科學傢Oehmen Josef提到過的信息：“因為接口不匹配，這些發動機無法接到電站。”很快，冷卻系統幾乎停止運行，壓力容器中的水大部分變成瞭蒸汽，這導致壓力容器的壓強越來越大，幾乎達到瞭正常值的兩倍。
為瞭給最核心的壓力容器減壓，工作人員打開閥門，放出瞭這些直接與燃料棒接觸而可能攜帶輻射物質的蒸汽。
核電廠附近的輻射水平升高，但被認為隻會對人體造成“極其細微的傷害”。3月12日下午，1號堆外墻發生瞭爆炸，但隨後，有官方機構解釋，盛放核燃料的壓力容器並未受損，隨後，2、3號堆也都發生瞭爆炸。之後，東京電力決定向反應堆中泵入海水用來冷卻燃料棒。
因一位工作人員的失誤，為反應堆提供冷卻水的柴油機停止工作，導致2號堆空燒，燃料露出水面。3月15日，日本當局已證實2號反應堆“可能發生瞭壓力容器底部受損”；核電站附近輻射水平很快升到瞭“足以危害人體健康”的程度。截止發稿前，日本首相菅直人發表告國民書，稱核泄漏趨向嚴重，要求20公裡內居民迅速撤離，20-30公裡周圍的居民也做好撤離、疏散的準備，目前不要離開建築物。
4天之內，因為一座核電廠的事故，方圓900公裡幾乎空瞭。
核能曾被認為是安全和最清潔的能源，現在，日本的事故引發瞭世界范圍內的憂慮，但在眾說紛紜中，相當部分人堅持核能仍是人類應該堅守並鼓勵的能源渠道。
從死神開始
“生不逢時”，這4個字是對核能及核科學誕生的最好描述。在量子力學的推動下，原子核理論在1920-1930年代突飛猛進，此時正值歐洲兩次大戰的夾縫中。1938年德國物理學傢哈恩發現原子裂變現象的時候，歐洲已是戰雲密佈，第二年即爆發瞭第二次世界大戰。
此後發生的事情已經成為具有傳奇色彩的歷史和科學故事，愛因斯坦、玻爾、海森堡、奧本海默等世界第一流的科學傢都側身其中。在最後一片“自由樂土”，美國集中瞭1500多名科學傢和工程師，花費20億美元，生產出瞭3枚原子彈，其中一枚試爆，兩枚投到瞭日本，結束瞭戰爭。人類歷史上，水力、煤炭、石油、天然氣的發現或使用都伴隨著工業進步的歡樂頌，唯有原子能這種威力最大的能量卻以對城市與人口進行毀滅性打擊的形象來到人間，“核能”這個詞從一開始就在人們心頭蒙上一層陰霾。
然而與傳統能源相比，核能(核電)又有其得天獨厚的優勢，1公斤鈾-235裂變放出的能量相當於2700噸標準煤燃燒放出的能量，一個100萬千瓦的燃煤發電廠每年需要300萬噸燃料，而核電站隻要30噸就夠瞭。煤炭燃燒會放出數量龐大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和煙灰，煤炭的開采、運輸、放置以及燃燒後產生的廢物處理，都會對環境造成巨大的破壞。而核燃料裂變完成後，雖然還帶有一定的放射性，但隻要在合適的地方掩埋就基本是安全的。正因為如此，國際社會發展核電的呼聲和行動一直沒有停止。
第一個原子反應堆在科學傢費米和西拉德指導下於1942年12月2日達到臨界狀態，即能夠輸出能量。不過這個反應堆是曼哈頓計劃的預研究，後來建成的反應堆也是為瞭富集釙元素用於制造原子彈而不是主要用於發電。
二戰後核能才開始應用於民用發電，自1951年12月美國實驗增殖堆1號(EBR-1)首次利用核能發電、1954年6月蘇聯第一座核電廠首次向電網送電，到現在已有近50年的歷史，這50年間，它們經歷瞭驗證示范、高速發展和滯緩發展。現在，正處於復蘇之前的過渡階段。
核能變得不便宜
二戰後原本擁護美國制造和使用原子彈的科學傢群體開始分化，很多科學傢希望核能研究不要完全掌握在軍方手中，從而擁護和平利用原子能，但是由於核反應堆也會產生可用於核武器的釙元素，大多數國傢如美國、英國、加拿大和蘇聯都試圖將核反應堆的研究置於嚴格的政府控制和保密范圍內。直到1953年，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才在聯合國發表瞭“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演講，強調要盡快發展核能的和平利用。美國稍後通過瞭“1954年原子能修正案”，對核反應堆技術進行解密並鼓勵民間核反應堆的發展，允許私營企業取得反應堆所有權，但核燃料仍歸政府掌握，允許私人使用。
1954年6月，蘇聯的奧勃寧斯克核電站成功並入電網，可以提供500萬瓦的電力。時任美國原子能委員會主席列維斯·施特勞斯曾聲稱將來電力會“廉價到不用花錢”，當然他指的是當時正在秘密研究的氫核聚變。但原子能委員會此時資助的幾個研究項目表明，核電並不廉價，“其價格將會跟傳統能源差不多”，核電發展第一次讓人們失望。這時的核反應堆研究在美國主要由美國海軍推動，海軍的目的是要利用核能推動潛艇和航空母艦。
1956年，英國建成瞭世界第一個商用核電站，發電功率達到50兆瓦(後來提升到200兆瓦)。美國的第一個商用站在第二年建成並投入使用。
世界各國一開始對核電站抱有極大的熱情，尤其是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各發達國傢工業能力上升，電力需求十年翻一番，美蘇英法等國都制定瞭龐大的核電發展計劃，在短短十餘年的時間裡，美國核電機組就迅速達到上百臺。聯邦德國、日本以及印度、巴西等國傢也成套地購買設備開始建設核電站。尤其是在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之後，為瞭擺脫對中東石油的依賴，形成瞭核電廠建設的一個高潮。這個時期發電量提高得非常快，1960年全世界還不到10億瓦，1970增長到1000億瓦，1980年代更是增長到3000億瓦。
一般把1950年代美、蘇建成的實驗性核電站(為瞭證明核能發電的技術可行性)稱為第一代核電機組。1960年代後期，一批人在第一代機組基礎改進上，進一步證明核能發電技術可行性的同時，也證明瞭核電可與水電、火電相競爭的經濟性。1970年代，因石油漲價引發的能源危機促進瞭核電的發展，目前世界上商業運行的四百多座核電機組絕大部分是在這段時期建成的，稱為第二代核電機組。本次發生故障的日本福島核電站，即屬第二代核電機組。
核電的黃金年代持續瞭10年，從1970年代末期開始，世界范圍內核電裝機能力增長變得越來越慢。裝機計劃不斷被取消，自1970年1月後的所有計劃中，超過2/3最終被取消，光在美國，1975-1980年就取消瞭63個核能機組。
究其原因，那20年間快速增長的核電經濟成本(由於主管部門猶豫不決和反對集團挑起的訴訟而導致建設時間過長)以及石油天然氣這類化石燃料價格不斷下跌，使核電廠失去瞭吸引力。尤其是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機之後，各國經濟發展速度減緩，再加上大規模的節能措施和產業架構調整，許多新的核電站建設項目被停止或推遲。
事故
1979年3月發生在美國三哩島核電廠的燃料泄漏事故和1986年4月蘇聯發生的切爾諾貝利核電廠爆炸事故，也對世界核電發展產生瞭重大影響。
最初，核工業的建設者對於核電站的安全持盲目樂觀態度。核工業調整委員會的委員馬庫斯·羅登曾報告說，“發生核事故的風險和被隕石砸到的幾率差不多。” 1979年3月28日凌晨4時，美國賓州的三哩島核電站的警報突然拉響，渦輪機停轉，堆芯壓力和溫度驟然升高，大量放射性物質溢出。直到6天之後堆芯溫度才下降，避免瞭氫爆炸，但反應堆已經癱瘓。事發之後全美震驚，約有20萬人撤離這一地區。更令公眾不滿的是，調查委員會竟然無法拿出一份清楚的報告，由於監測設備損壞和缺失，連核科學傢都不知道核反應堆裡面到底發生瞭什麼。《紐約評論報》指出，“這起事故或許並不是十分嚴重，但當安全性被過度推銷，即使是最小的事故也能導致對工業安全性信任的極大喪失。結果是，一直被灌輸核能源利用毫無風險思想的民眾在事故發生時更難保持理性。”全美各地紛紛舉行集會示威，還成立許多民間反核組織，要求停建或關閉核電站。美國和西歐一些國傢政府不得不重新檢查發展核動力計劃。
1986年4月26日凌晨，位於蘇聯烏克蘭首府基輔以北130公裡處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發生猛烈爆炸，反應堆機房的建築遭到毀壞，同時發生瞭火災，反應堆內的放射物質大量外泄，周圍環境受到嚴重污染，造成瞭核電歷史上迄今為止最嚴重的事故。
切爾諾貝利核電站共有4個功率均為100萬千瓦的核反應堆，其發電量占烏克蘭總發電量的50%，並向大多數東歐國傢提供重要電力。但該核電站的反應堆是20世紀70年代引進的水冷式石墨慢化反應堆。由於石墨反應堆不夠安全，冷卻系統一旦發生故障，堆芯石墨棒的溫度就會猛增，直至超過熔點而導致熔毀事故。
1986年4月25日，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第4號反應堆的工作人員違反操作規程連續切斷反應堆的電源，使主要冷卻系統停止工作，以致26日凌晨發生猛烈爆炸，爆炸引起機房起火，濃煙使人呼吸困難，放射性物質不斷外溢，大量放射塵埃污染到北歐、東西歐部分國傢。
這兩起事故嚴重打擊瞭公眾對於核電的信心，公眾的接受程度成為核電發展的障礙之一，有一些國傢如瑞士、意大利、奧地利等已暫時停止發展核電。為保證核電的安全性，美國在三哩島事故後所采取的提高安全性的措施，使核電廠建設工期拖長、投資增加、經濟競爭力下降，特別是投資風險的不確定性阻滯瞭核電的繼續發展。
核春天或核冬天
清華大學核能與新能源技術研究院研究員張作義指出，國際有關分析認為，公眾反對是核電由盛轉衰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在決定停止發展核能的國傢中，有些是直接由公眾投票淘汰核能的，如瑞典、瑞士、奧地利和意大利等國傢；有些是反核政黨得到公眾支持上臺後，由政府作出決定淘汰核能的，如德國、比利時、西班牙、荷蘭等國傢。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將公眾態度與核安全、經濟性、燃料循環與核擴散等並列為影響核電未來的主要因素之一。
民眾對核能的反對其實也不是沒有道理的。目前正在運行的核電站大部分還是第二代，安全層級還比較低；另外，大量核電站也給國際恐怖分子竊取核燃料作為臟彈，甚至竊取釙元素研制原子彈帶來機會，“核擴散”會給世界帶來更多的不安定因素。另一個新出現的原因是核廢料的處理問題。隨著核能日益廣泛的使用，放射性固體廢棄物的數量也在與日俱增。核廢料的處理大都采用就地貯存在的方式，但由於這種物質的半衰期長達幾千年乃至上萬年，對人類是一種巨大的潛在威脅。
然而，盡管如此，進入21世紀，隨著能源供應趨緊和對清潔能源的需求，以及現有核電機組保持的相當長時間的良好的運行紀錄，東亞國傢和美國、歐洲等正在計劃建設新的核電機組。
2007年，國際能源機構發表《2006年世界能源展望》報告，呼籲世界各國改變現行的能源政策，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這是該組織首次支持推廣核能的使用，總幹事克勞德·曼迪爾在倫敦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表示：“關鍵在於立刻采取行動，各國應該盡快調整政策、采取措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促進能源技術的發展。”“同時，各國應著力發展能源技術和推廣核能應用，否則在不久的將來，人類將不得不面臨能源價格飛漲，而且經常停電(能源供應不穩定)的危機。”
然而，本次福島核電站的事故，幾乎標志著“核能的春天還沒來臨，冬天就到瞭”。福島核電站事故發生後，3月13日，在德國南部的城市斯圖加特，6萬名示威者組成瞭長達45公裡的人鏈，他們的要求是立即關閉德國所有核電廠。目前，德國總理默克爾已宣佈德國將全面檢查核電站安全標準。同日，發展核能的堅定支持者，美國參議員利伯曼(Joseph Lieberman)呼籲：美國應暫時放慢核電發展步伐，以保證能夠安全利用核能，他說：“我不認為美國應該停止修建核電站，但現在有必要踩下剎車，直到我們完全搞清楚日本目前所面臨的危險。”
(日文翻譯李君、周文迦對本文亦有貢獻，特此致謝)
巨震重創日本經濟？
這次地震對日本來說，是災難，是考驗，也未嘗不是機遇
特約撰稿 劉檸
3月11日，襲擊日本東北部的裡氏9級巨震對日本經濟造成的重創到底有多大？其影響究竟會蔓延至何種程度？
因為餘震不斷，受害狀況一時還難以確切把握。但是，就目前所掌握的各種信息，結合16年前阪神大地震的情況，我們可以勾勒出一個粗線條的輪廓。
震後第二天，日本首相官邸召開瞭一個“經濟情勢檢討會”。與會的與謝野馨經濟財政擔當相預測：此番巨震，“受害狀況將超過阪神大地震。”但他同時指出，因“產業活動的中樞並未受到直接的打擊”，對日本經濟總體的影響是有限的。
作為財經政策的最高責任者，與謝野似乎並不悲觀。那麼，他的依據何在？
這首先要從與阪神大地震的影響比較談起。就地震的烈度、破壞的強度及受災范圍之廣而言，阪神大地震與此番巨震不可同日而語。後者的能量相當於前者的178倍，除瞭震中的東北地區外，還波及瞭北關東地區和首都圈，受災范圍達1都12縣。由於地震引發的巨大海嘯，死亡人數恐怕最終會超過阪神大地震1倍以上(阪神大地震中有6500人喪生)。
至於地震所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從最初估計的100億美元，到美國地質調查所估計的數百億美元，直到全球頂級風險投資機構Equcat所稱的“經濟損失可能超過1000億美元” 。
但是，阪神大地震重創的阪神工業區，在日本經濟中舉足輕重。那裡集中瞭鋼鐵、汽車和電子工業的精華，而位於震中的神戶則是日本的第二大港。與之相比，此番巨震所摧毀的東北地區雖然也有一些汽車、電子和機械制造等生產基地，但顯然不如前者那樣集中。
整個東北地區加上北關東地區占日本經濟的比重約為8%，而神戶一個城市便占瞭4%。16年前的阪神大地震所造成的直接損失共計13萬億日元，按當前的匯率約合1580億美元。到目前為止，此次巨震的直接經濟損失尚低於這個水平。
2010年，盡管在經濟總量上，日本被中國趕超，“世界老二”的地位易手，但卻創下瞭近20年來最快的增速，全年GDP實際增長3.9%。雖然後半年又有所回落，但種種跡象表明，從去年秋開始，日本經濟已逐漸爬出瞭金融危機的谷底。從某種意義上說，來之不易的增長勢頭被“腰斬”，是對日本經濟最殘酷的打擊。短期預測，無疑是悲觀的，今年日本的增長很可能會被抵消，甚至有負增長的可能。
不過，如果對日本經濟強大的自愈再生能力有所認識的話，便會明白情況未必會像想象的那樣糟糕。尤其是考慮到與謝野大臣所說的“產業活動的中樞並未受到直接的打擊”，可以說雖然發展勢頭遭“腰斬”，但發展機制還在。
歷史經驗證明，地震所造成的破壞雖然觸目驚心，但經濟的恢復往往比想象的更快。尤其是發達國傢，其應對災難的能力是超強的。事實上，阪神大地震後僅半年，日本經濟便得以恢復(在總量上)。同樣的經驗也為洛杉磯地震所證明。
如此大范圍的破壞，尤其是對基礎設施的摧毀，無論如何是需要重建的。而“地震特需”未必不會成為拉動日本新一輪增長的助推劑。這客觀上會帶來兩個效應：
一是建設景氣卷土重來，從而帶動經濟發展。眾所周知，日本基礎設施之完善，即使在發達國傢中也居於前列。這很大程度上當歸功於自民黨政權長期以來踐行的、前首相田中角榮所倡導的 “土建國傢”的發展戰略。但近年來，隨著經濟的持續蕭條，這種發展戰略受到質疑。
特別是民主黨上臺後，削減建設預算，充實民生，砍掉瞭大批擬建甚至再建的工程。建設業者叫苦不迭，隻有靠海外工程維持生存。而隨著此番震後復興規劃的實施，建設景氣可望被重新激活，從而刺激國內經濟。
二是內需問題。日本掙紮於通縮之苦久矣！內需不振已成為制約其經濟發展的瓶頸。這個問題可望在震後重建中得到緩解。而任何巨大經濟體，隻有其內需被充分激活，擺脫對出口型經濟的惡性依賴後，才有可能走上良性循環的軌道。
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次地震對日本來說，是災難，是考驗，也未嘗不是機遇。我們為日本人民祈福。
巨震後的中國網絡民意嬗變
鳳凰網的一項民調顯示，近九成網友認為中國應對日本提供援助。中日兩國文化相連，不論兩國有何歷史沖突，都應該出手相助
本刊記者 陳磊
從幸災樂禍到攜手抗災
對於日本的特大地震，王小吉首先是從微博上知道消息的。王是重慶師范大學藝術系二年級的學生，北京人。
3月11日下午2：50左右，王小吉在外面晃蕩。突然，他發現手機微博上有幾個日本朋友說：地震瞭，是在東北部宮城縣地方，東京都在晃，地震很嚴重。
“我在東京的時候也經歷過地震，所以我明白，日本人說嚴重的地震是有多嚴重……”王小吉說，考慮到這麼大的事，媒體肯定要報道，就趕緊回到傢，打開電視，鳳凰臺已經在直播瞭。
讓他感到有些壓抑的是，隨著日本大地震消息的傳開，在QQ群裡，他看到瞭一些“幸災樂禍”的同胞，“都在那叫好，認為這是報應，就連我們宿舍的一些同學，也這麼說，讓我很難過。”
本刊記者檢索發現，至今，在微博、論壇等網絡平臺上，依然有許多人保持瞭一種幸災樂禍的態度。
網友“幻魚未央”發微博說，她的一位親戚就是那些幸災樂禍的人之一，“她說日本鬼子她痛恨，小時候被日本人用水淋，淋得肚子都發脹瞭，還罵我，‘是你沒經歷過！’你懂什麼！我聽完後心情很復雜……”
來自南京的“甜甜jimmy”，頗具代表性，她說，“日本的地震和海嘯發生後，我寫瞭一篇慶祝的微博，但是之後看到朋友的妹妹在日本失去聯系，覺得過於麻木就給刪瞭。之後一直在想：對於日本這個民族，對於它曾經給我們國傢和人民造成的傷害，是我們子孫後代永遠無法忘記和原諒的，從民族感情出發，有人對於此次發生在日本的災難是心存幸災樂禍的。”
然而，事實並不是這樣——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國民眾瞭解到日本大地震的慘狀，絕大部分民眾加入為日本加油、祈福的行列。鳳凰網的一項民調顯示，近九成網友認為中國應對日本提供援助。中日兩國文化相連，不論兩國有何歷史沖突，都應該出手相助。不少網友呼籲，大災面前，應該放下狹隘的民族主義，攜手戰勝災難。
知名博客寫手李承鵬寫道：“我必須明確地、毫不猶豫地為遭受災難的日本人民祈禱，因他們是同類，因汶川大地震時，我親眼見一隊日本搜救隊行動失敗後，垂首低泣，連連道歉沒有完成工作。人類之所以在這麼多的災難下還能幸存，因為我們還有惻隱之心，知道我們都是雞蛋。無論誰說什麼，我都要站在雞蛋的一邊。”
發生在廣東某媒體編輯部的一個故事也許更有代表性：一位員工本來也是對日本地震幸災樂禍，但是看瞭同事發的災難視頻後，再沒有把嘲弄的笑容掛在臉上瞭，有點坐立不安地說去查查日本紅十字會的地址，看能否給人傢捐款。當她百度搜索“日本紅十字會”看到結果後，當場失聲痛苦(原文如此)——全部都是日本紅十字會對中國的各種援助歷史，都是她在國內媒體上不曾聽聞的。
漠視日本巨震媒體遭鄙視
“我們對日本真的是瞭解得太少瞭，極少部分保有幸災樂禍態度的人，大部分是沒有去過日本的。其實，日本民眾為中國做瞭很多事，隻是因為種種原因，我們不知道而已。”年僅21歲的王小吉說。
王的這種見解，和他留學日本一年的經歷有關。那是2007年9月至2008年的夏天，尚在讀高中二年級的他，獲得瞭中國政府的一個交流項目，在日本呆瞭一年，很多時候就住在日本民眾的傢裡。
讓王小吉感動的是，2008年夏天，中國發生汶川特大地震。當時他在教室自習，“不到半個小時，負責交流中心的日本老師就給我打電話，問我傢人怎麼樣。”
“下課出門時，所有的日本同學，都過來問我：你傢有沒有事？第二天，幾乎每一個便利店，包括我們教室內，都擺放瞭一個捐款箱，上面寫著‘四川大震災援助金’，印象中，好像每一個路過的人都捐瞭錢。”
在汶川地震的第三天，王小吉說，他在日本那個村子所屬鎮的紅十字會，就來替中國災區募捐瞭，他和同學一起去幫忙，抱著募捐箱，“那個村子人雖然很少，但不到一個上午就募集瞭50萬日元。”
當地村民捐錢的時候，一般都會說幾句安慰話，比如中國加油之類，也是那一次，王小吉抱著募捐箱的照片，上瞭日本的《朝日新聞》。
日本大地震之後，很多2008年日本援助中國汶川大地震的事跡，也被網民翻瞭出來。
首先就是日本國際救援隊，這是汶川地震後第一支抵達災區的外國專業救援隊。一位網友說，“還記得日本救援隊嗎？地震發生4天後，他們抵達四川，開始進行救援。日本救援隊隊員列隊對死難者哀悼的圖片，曾令國人動容。”
後來，這條配有日本救援隊低頭對死者默哀的照片，在3月11日日本大地震之後的兩天內，得到瞭網民幾萬次的轉發、幾千次的評論。
還有日本媒體對中國汶川地震的報道——把汶川大地震的消息作為新聞頭條，甚至來不及將有關內容完全翻譯成日語。而當時一位日本網民揣測，日本普通人不會熱心幫助中國救災，隻有親中的福田政府才會出資救援，結果引來一片罵聲，稱其想法是日本人的恥辱。
富有戲劇性的是，現在，日本遭受特大地震，情況逆轉過來。中國一些報道日本地震篇幅、力度不夠大的媒體，被很多人指責——針對合肥某報封面對於日本地震隻放一張小圖，某雜志記者表示出不屑：“懶得評論。”
而雲南昆明市某都市報，打通瞭封面與封底，用更大的視角，來關註日本地震，受到瞭媒體同行眾口一致的稱贊。資深媒體人石扉客在微博中寫道：“感覺比廣州那三傢同行的頭版都要好！”
“這不是簡單的投桃報李”
王小吉說，3月11日那天，在看到同學們的幸災樂禍後，他從自己的博客中找出瞭當年他在日本期間為汶川地震募捐的照片，貼到瞭自己的微博上。讓人驚訝的是，短短4個多小時，這條微薄被@瞭幾萬次，評論7000多條。
“突然間粉絲暴漲，突然間被@幾萬次，我表示很有鴨梨。”王小吉說，平時來看，自己的這條微博並無任何特殊之處：“汶川地震時，我和日本同學一起上街募捐，我永遠不會忘記，當時這個老奶奶說的那一句：中國頑張れ！(中國加油！)”
然而，在巨災面前，在共通的人性中，一切都變瞭，一個普通日本老太太的聲音代表瞭一個民族的心聲，而中國網民極少部分的幸災樂禍也淹沒在幾乎全民一致的為日本祈福與加油中。
王小吉說，3月12日，他給熟悉的日本朋友打瞭一圈電話，當接通當年留學學校宿舍的電話時，樸實的管理員一直在說，咱們村兒沒事兒，雲南怎麼樣瞭？“被他這麼一問，我頓時語塞。”
和王小吉有著相同感妥的，還有明星王力宏，他也在微博裡寫道：太多無辜的人一瞬間需要幫助，對日本來說是前所未有規模的天災。希望我們在這個時候能表現出人類最偉大的力量： 愛。
知名媒體人笑蜀寫道：“天災面前，人類是一個整體。這就是汶川大地震時包括日本在內的國際力量馳援中國所給予我們的最深刻的啟示。這比地震本身更驚心動魄，或者換句話說，這實際上引爆瞭一場心理地震，改變著我們的文化心理結構，即改變著我們對於生命的態度。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會在此次日本大地震之後，互聯網上，呼籲中國政府立即組織救援隊馳援的呼聲會洶湧澎湃。這不是簡單的投桃報李，沒有那麼強烈的目的性，沒有那麼功利。應該說，主要是基於對生命的信仰，基於人類一體的感同身受，基於愛和善。”
切爾諾貝利 謊言是最大的魔鬼
今天，日本發生的核事故再次喚起瞭人們對切爾諾貝利的記憶
特約撰稿 姚望
25年前的4月26日，前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的4號核反應堆發生爆炸，造成嚴重的核事故。浩劫之後，留下的是一串驚人的數字——去年，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表示：“切爾諾貝利核事故導致33萬多人被迫離開傢園，數千名兒童罹患甲狀腺癌，上百萬人生活在對自己健康和生活的憂慮之中，其影響持續至今。”
今天，日本發生的核事故再次喚起人們對切爾諾貝利的記憶。有人擔心，福島核電站的爆炸會不會是另一個切爾諾貝利？
“死亡區”竟成“動物的天堂”
1986年4月26日，正在進行實驗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的4號核反應堆發生蒸汽爆炸，炸裂反應堆外部保護層和房間的頂部。隨即，大氣中散發著大量的放射性微粒，空氣與超高溫核心中的1700噸可燃性石墨慢化劑接觸；燃燒的石墨慢化劑加速瞭放射性粒子的泄漏。
現場的操作員無法停止反應堆的反應，而隨後趕來的消防人員也無法撲滅大火。放射性粒子隨風蔓延。離核電站僅3公裡的小城普裡皮亞季首當其沖，事故發生48小時後，該城近5萬人口全部被疏散。
這次事故直接導致50人死亡，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交界的地區受到嚴重污染。而核污染的雲層隨風擴散，覆蓋瞭西歐、東歐、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等地。
與此同時，蘇聯政府利用直升機從空中向暴露的反應堆殘骸傾倒近2000噸碳化硼和沙子後把火給撲滅，也控制瞭輻射。
事故發生後，當局用鋼筋混凝土，把4號反應堆徹底封閉起來，這裡被稱為石棺。如今數十萬噸的放射性核物質被封存在那裡。其表面已經銹跡斑斑，石棺為中心的30公裡以內，還是隔離區。
切爾諾貝利這個名詞象征瞭災難，有遊戲商以切爾諾貝利為背景設計瞭一款遊戲——切爾諾貝利的陰影，背景設定於曾發生核災難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廢墟上，變種生物和神秘力量開始屠殺幸存者。
此外，還有流言以更荒誕的形式傳播。有說法稱，1996年，隔離區變異的碩鼠，吞噬瞭考察的科學傢，說得有鼻子有眼。但流言終歸是流言。
這裡輻射值高，因而也被看作“死亡區”。
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被絕對禁止進入，成年人則被嚴格限制進入，進入者必須具備合法手續和有效證件。這樣嚴格的條件主要是保證來訪者的安全。這裡整體上的輻射比較高，如廢棄的機械場內，平均輻射是每小時800至1200微倫琴，而人體不能超過每小時20微倫琴。
1986年的驚天浩劫後，出事的4號機組被封閉，切爾諾貝利核電站剩下的3個機組繼續工作瞭一段時間，維持國傢電力供給14年。2000年12月，整個切爾諾貝利發電廠停止發電。
但是大量的核廢料依然沒有處理掉，需要工作人員照看，石棺也需要不斷加固。在事故之後這25年中，工作人員從來沒有停止過對事故區道路、房屋以及周圍樹木的清洗。此外還有不少安全警衛人員和員工在切爾諾貝利核電站工作。
他們的飲水和飲食全部從外面運輸進來，並且每一輪排班的時間不會超過一周。每天離開工廠時，他們都要在儀器前檢測手和腳的放射性污染。如果身體遭受輻射超標，必須采取相關措施。包括服用藥水、清洗，如果情況嚴重的送去醫院。
隔離墻的外面，軍人在巡邏。
雖然這裡被劃為隔離區，但一些大膽的老人近年返回當地居住，如離核電站約15公裡的伊利因齊居民點。這些返鄉者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對他們而言，“回到故土，心裡也安穩很多。”一些老人傢說，他們並不擔心輻射，醫療人員定期來給村民檢查身體，還對農戶傢種的農產品進行輻射測量。結果顯示，當地產的水果和蔬菜輻射指數處於正常范圍內。要在隔離區居住，是需要勇氣的，回來的人畢竟是少數。目前至少有300人在隔離區內居住。
在這25年間，這裡居然聚集瞭很多野生動物。據切爾諾貝利國際生態學實驗室記錄，隔離區內目前有超過400個物種的動物，包括280種禽類和50種瀕臨滅絕動物。而且這些生活在隔離區內的動物並沒有發生什麼異常突變，這裡也不像外界所傳說的老鼠長得像貓一樣大。一些科學傢將這裡稱為“動物的天堂”。人類從這裡銷聲匿跡，無意間給動物留下瞭繁衍生息的寶地。尤其是鼠類，對放射性物質表現出瞭驚人的抵抗力。
但美國生物學傢莫斯烏認為，這一地區相當一部分的鳥類都在承受著核輻射引起的疾病，甚至產生瞭基因變異。它們的存活率比其他地方的鳥類大大降低。有些鳥類出現腫瘤。
事故受害者達幾百萬之多
雖然禁區內小鳥在歌唱、老人在曬太陽，但是這個龐大的區域依然充斥著隱患。
根據官方估計，發生事故後的反應堆內大約還有180噸的燃料，該批燃料的總放射性達約1800萬Ci(670 PBq)。石棺阻止著輻射擴散，但這並非是一個永遠安全的做法。
早在2003年俄羅斯《獨立報》報道，時任俄羅斯原子能部長魯緬采夫說，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的“石棺”有崩塌的危險。當年趕工修建的石棺正在老化，反應堆繼續腐蝕這個石棺裡的鋼筋混凝土。
如果石棺倒塌的話，後果不堪設想，數量驚人的放射性塵埃將會被直接釋放到空氣中，歐洲將會再次經歷新一輪的切爾諾貝利事故。解決的方案就是在石棺上加蓋一層防護層。
“目前實施切爾諾貝利核電站安全封閉工程的資金缺口還差大約4億歐元，其中發生爆炸的4號反應堆威脅最大。”烏克蘭總統亞努科維奇說。這個呼籲得到瞭國際社會的響應。
在切爾諾貝利核泄漏事故25周年紀念日即將到來之際，歐盟委員會呼籲國際社會提供7.5億歐元(約合67.7億元人民幣)援助，為遺留下的200噸強輻射物質建造新的、更復雜的隔離層，以取代可能崩潰的石棺。
2010年底，烏克蘭當局釋放的一些信息引人關註——計劃把切爾諾貝利開發為面向普通遊客的旅遊區。
其實早在2006年4月26日，時任烏克蘭總統尤先科就表達瞭類似想法，“對許許多多的人來說，應當(親眼)看看切爾諾貝利地區村鎮中敞開的門窗，長滿瞭雜草的院落，荒蕪的莊園。這都是教訓，這些將給人們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不是核電站被毀壞的機組。”
當然這樣的旅遊必須穿防護服，遊客必須在嚴格的指導下參觀。
不過在隔離區外，當年遭受輻射的一些人群仍生活在核事故的陰影中。
去年，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表示：“切爾諾貝利核事故導致33萬多人被迫離開傢園，數千名兒童罹患甲狀腺癌，上百萬人生活在對自己健康和生活的憂慮之中，其影響持續至今。”
2006年，世界衛生組織發表的報告則更觸目驚心：在受到影響最大的一些國傢，事故發生時還是青少年的5000多人現在已被診斷為甲狀腺癌；參加清理現場行動的工作人員、被撤離疏散者和白俄羅斯、俄羅斯聯邦以及烏克蘭被污染地區的居民當中可能已有9000人死於惡性腫瘤。
現在仍有500萬人居住在被核物質污染的地區。他們當中的許多人顯示出高於一般水平的焦慮和多種無法解釋的身體不適癥狀。英國有媒體報道稱，也許已經有大約50萬人因這次事故而死亡，而且至少還有3萬人將死於和這次核泄漏事故有直接關系的癌癥。
前蘇聯政府在各地建立瞭切爾諾貝利核事故受害者治療與預防機構，對受害者提供免費醫療幫助。蘇聯解體後，這一任務被繼承國延續。十幾年來，診治的切爾諾貝利事故受害者達幾百萬之多，其中包括二十餘萬名兒童。同時，政府還建立瞭統一的“切爾諾貝利核事故受害者名單”，對受害者身體狀況進行跟蹤監控。受害者也得到瞭政府賠償。
不過，縱然有免費的治療，受害者承受的苦難他人又如何體會？而那些身體目前尚算健康的人，心裡也留下瞭很深的創傷，他們的焦慮程度超過瞭正常水平。
或是導致蘇聯解體真正原因
事故已經過去25年，而當年的蘇聯也不復存在。但對事故的起因，依然有著不同的解釋。
如1986年8月，有報告把事故歸咎於管理問題。身為廠長的茹柯漢諾夫隻具有燃煤發電廠的訓練和經驗，他的總工程師佛民也是來自一個常規能源廠。核電站操作員也應該為事故負責
而發佈於1991年的報告，認為事故由於核反應堆的設計缺陷引起。
事故發生後，更有3個原因導致瞭災難的擴大，這都和蘇聯政府體制有關。
一是，蘇聯的官僚體系忽視問題的嚴重性。爆炸發生後，並沒有引起蘇聯官方的重視。在莫斯科的核專傢和蘇聯領導人得到的信息隻是“反應堆發生火災，但並沒有爆炸”。根據戈爾巴喬夫事隔20年的自述，“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爆炸的當天上午，蘇共政治局就開會討論局勢，隨後組織瞭一個政府委員會來處理事故後果。”但是這個委員會也未能明瞭事故的嚴重性。時任總書記戈爾巴喬夫本人也是通過瑞典科學傢的報告才知道事情的嚴重性。
就是因為一開始沒有瞭解到嚴重性，在事故後48小時，一些距離核電站很近的村莊才開始疏散。
另一個原因更被廣為詬病。事故發生後，沒有及時通知鄰國。1986年4月28日，瑞典Forsmark核電廠工作人員發現異常的輻射粒子粘在他們的衣服上。在百般調查後，他們懷疑是蘇聯核電廠出瞭問題。莫斯科接到從瑞典政府發來的信息時，輻射雲已經飄散到瑞典。蘇聯終於明白事情遠比他們想的嚴重，但也隻是發表聲明： “在切爾諾貝利電站發生的一起事故中，一個反應堆被毀。我們正在采取措施消除事故的影響。我們會對事後的處置實施援助。我們已成立瞭專門的政府委員會。”
整整一周，蘇聯政府也沒和外國政府有效溝通，拒絕透露更多的細節，使得鄰國不能有效評估災難後果。當外國媒體紛紛報道事故時，蘇聯官方媒體還宣佈“破壞遠遠沒有西方媒體所描述的那樣嚴重”。
一周後，才由後來擔任俄總統的葉利欽發佈瞭消息，“電廠附近的水庫受到瞭污染，電廠周圍輻射量仍舊過高，不適於當地居民返回。”同時，官方擔心會引起人民恐慌，沒有告訴居民全部真相。
還有一個原因是，相對落後的處理手段。蘇聯政府派出瞭無數人力物力，終於將反應堆的大火撲滅，同時也控制住瞭輻射。但是這些負責清理的人員也受到嚴重的輻射傷害。
這場災難除瞭塗炭生靈，也有瞭其他意想不到的後果。比如，有評論認為“此事讓蘇聯政治比過去更透明開放”。戈爾巴喬夫也有此感慨：“切爾諾貝利核事故可能成為5年之後蘇聯解體的真正原因，其重要程度甚至要超過我所開啟的改革事業。切爾諾貝利災難的確是一個歷史轉折點，其前後的兩個時代迥然不同。”
經過瞭這一災難，1986年以來，國際上加強瞭核安全領域的合作與交流。不過這還不夠。“4號反應堆爆炸釋放出大量的放射性物質，這一事實表明核以及放射性活動附帶的安全隱患會跨越一國之疆界。”
因此，福島核電站發生爆炸，也不僅僅是日本一國的事情。畢竟在這個時刻，任何的差池都可能給人類社會帶來巨大的災難。
直擊日本危難：街道雖擁擠但有秩序_新聞中心_新浪網 (sina.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