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人文地理紀錄片《永定河》8月20日登陸北京衛視，對於導演火烽來說，拍攝的過程亦是其重生之旅。
趙峰
文
此火烽非彼火風，是一位發跡於影視行業的北京老炮兒，現供職於北京廣播電視臺。
他的另一個身份是電視劇導演委員會理事、會員導演，秘書處主任兼項目合作部主任，與鄭曉龍、閻建鋼、康洪雷、車徑行等諸多著名導演一起，熱衷服務於中國電視劇導演行業的發展。
老北京人的特性標志在他的身上顯現的淋漓盡致：性情仗義，待人真誠，對世界始終堅持著自己清醒地認知；有情懷、有追求，那頂隻有睡覺才會摘下來的，和崔健同款的五角星帽，就是一種佐證。
老北京人身上的那種，認理不認人的執著勁兒，對於在當今物欲橫流講求縱橫捭闔的這個時代，他的這股勁兒，有時難免會讓身邊朋友下不來臺。
所以他抑鬱瞭。
李愛國的宿命
他在圈兒內有個盡人皆知的綽號“好人火烽”，從小根正苗紅。
“我其實原名叫李愛國，上小學的時候，我父親就給我拉書單，除瞭一些名著，《資本論》《共產黨宣言》《毛澤東選集》等書籍，讓我必須通讀，我那個時候還不明白讀那些書對我後來的人生有什麼意義。”他說。
成年以後，他知道童年的那份熱愛叫初心，形成瞭他與生俱來的人文基因。從紀錄片《丹頂鶴》《殷墟》到紀實片《我的長征》，從電影《新街口》到電視劇《義勇義勇》，火烽在喧囂的影視行業中盡量保持一份匠人的寧靜。
但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火烽發現自己一覺睡到自然醒的日子沒有瞭，他焦慮著痛苦著。
“安定醫院、軍頤醫院都去確診過，也短暫的吃過藥，並不見好。我就拼命地想，抑鬱癥這種病的根兒在什麼地方。”他說。
有人說，得瞭抑鬱癥不要怕，那是上天給你一次重新認識自己的機會。火烽思來想去終於明白：他的病根兒在於“忘瞭自己回傢的路”，丟瞭初心何得始終。
“每個人的發展路徑和宿命軌跡都是不一樣的，我意識到我這病的一個特點就在於鉆自己的牛角尖，在於和別人比，和別人爭。”
都說演員始終是被動的，其實導演也無法例外，誰都會在某個階段為市場裹挾。“幸運的是，抑鬱癥讓我找回我自己。”火烽說。
拍攝《永定河》，重拾那段歷史
事隔20年，火烽又開始做紀錄片。“把這部片子的意義和價值想通瞭，我的抑鬱癥就好瞭。抑鬱癥不用吃藥也能自愈。”火烽說。
有些紀錄片的創作思路類似“情景再現”，火烽非常抵觸這種說法。他認為紀錄片大師伊文思所說的“重拾現場”或“復原補拍”，更貼合他的創作理念。“像《永定河》這類的歷史紀錄片，現在除瞭一些史書和文獻記載，其他可拍的場景幾乎沒有，如果我們隻將鏡頭對準那些被歷史瓦礫層層覆蓋的殘跡遺存，作空泛的歷史回望顯然是不行的。”
火烽也曾感嘆，在北京生活瞭一輩子，之前竟然不知道永定河是北京人的母親河。他帶著某種虔誠、自贖，帶著對歷史的敬畏，走進去瞭解這條河。
“沒有水源，就不可能建都，北京也就無從談起瞭。如果說《永定河》可以治好我的抑鬱癥，那並不誇張。當我們重新審視自己的時候，當我們記起我們從哪裡來、到哪裡去的時候，我們就會對生活感恩。”他說。
重拾一段歷史，復原她，發現她，熱愛她。這是火烽當下的初心。
在創作上，火烽將“寫實”和“寫意”進行瞭辯證關系的整合運用。，“‘寫實’固然能提高收視率，但一味‘寫實’容易被人詬病，說拍得像電視劇。在紀錄片中，一些演員扮演的歷史人物，讓很多觀眾會產生聯想，比如像與不像，這樣很容易分散觀眾註意力，如此一來，紀錄片本身的嚴肅性也大打折扣。所以，我們在復原歷史場景和歷史人物時，基本是采用虛和實相結合的手法。”他說。
值得註意的是，在《永定河》的拍攝中，火烽盡可能的讓每一個鏡頭都帶有“前景”，這在中外紀錄片作品中也是少見的。比如透過攝影機前燃燒的小油燈，去拍攝成吉思汗與軍師在大帳內謀略的場景，就采用瞭前景為實，後景為虛的手法，這種處理不僅畫面上會有層次和視覺美，在表達上也有一種虛擬朦朧、欲說還休的感覺。反之，如果采用前虛後實的手法拍攝，就會有一種不祥之兆的感覺，也許這看似微弱的燭光，就預示著戰爭將臨。
光影處理上，在符合播出技術指標的前提下，采用瞭暗光影調。這樣，再還原歷史事件的同時，也規避瞭過於像影視劇的詬病。其實，手法運用的重點是要讓觀眾，在收看《永定河》時，能認真關註核心內容及人物的裝扮和場景的真實性，看是否符合歷史記載和真實性，從而更能精力集中的去觀看和瞭解片中歷史故事。
火烽時常提及智利紀錄片導演顧茲曼的一句話：“一個國傢沒有紀錄片，就像一個傢庭沒有相冊”。
相片裡面有記憶，更有愛，紀錄片亦如是。
“當你把視角和內心傾註在愛你的人身上，你不會孤獨，也不至抑鬱。”這可能就是火烽通過《永定河》紀錄片，想要傳達的另一種聲音。
世間能與時間抗衡的唯有愛，愛需要重拾，需要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