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有一種觀點廣為流傳，認為譙周所作的《仇國論》導致蜀漢人心喪亂，是國傢滅亡的罪魁禍首。
甚至在網絡上有人將譙周比作戈爾巴喬夫，把《仇國論》上升到意識形態的層面上來。
我認為這種觀點是不妥當的，畢竟古代和現代不同，至少在魏蜀吳三國之間，並沒有出現涇渭分明的兩種意識形態。
無論是“漢賊不兩立”還是“漢室不可復興”，在本質上是相同的，大傢建立的都是相同性質的政權，隻是名義不同而已。
借古喻今是可以的，但不可生搬硬套，牽強附會。
《仇國論》並沒有這麼大威力，把蜀漢亡國簡單歸咎於一部文學作品，這實在太草率瞭。就單論亡國一事，至少薑維的不當軍事安排要承擔更大的責任。
另一方面，按說當權者中應該也不乏有識之士，為何譙周在此文發表後沒有受到任何處理呢？不僅如此，後來他還升遷為光祿大夫。
關於這個問題，我認為主要有三點原因。
第一，以蜀漢晚期的內部形勢，不具備為瞭營造某種氣氛掀起一場文字獄的客觀條件。
第二，《仇國論》並非惑亂人心的異端邪說，它的內容完全沒有問題，令人很難反駁。
第三，《仇國論》造成的影響遠沒有傳聞中那麼廣泛，不值得統治者如臨大敵。
在本篇中，我們先就第一個原因進行分析，探討一下蜀漢後期的內部局勢。
首先來看看《仇國論》是在什麼背景下誕生的。
蜀漢後期，薑維在失去瞭費禕的節制後連年出兵北伐，雖說斬獲不小，但徒勞無功乃至於大敗虧輸的戰例也不在少數。
總體來看，薑維沒有討到什麼便宜，魏強蜀弱的局面也沒有改變。
薑維如此熱衷兵事，在朝野內出現瞭很多反對他的聲音，全靠他在朝中的盟友尚書令陳祗大力支持，北伐才可以進行下去。
不過這件事引起瞭中散大夫譙周的強烈反對，在一次朝會上，他就此事和陳祗進行瞭激烈的辯論。
然而陳祗是皇帝的寵臣，論起權勢連大將軍錄尚書事的薑維也比他不過，小小譙周怎麼可能爭得過他？
所以說別管誰對誰錯，這場爭論在一開始結果就是註定的。
據理力爭無效，譙周心灰意冷之下，從此不再過問政事。
但是譙周也沒有徹底放下對時局的關註，於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名篇《仇國論》誕生瞭。
在《仇國論》中，譙周虛構出因馀和肇建這一小一大兩個國傢爭鬥的背景，並對因馀國如何以小克大一事進行瞭分析。
這部作品影射政治的意味是顯而易見的，因馀國明顯指代的就是蜀漢，而肇建國則是曹魏。
用文學作品影射政治，這件事可大可小，如果陳祗打算往文字獄的方向去處理似乎也不是不可以，那麼為何譙周卻沒有受到任何懲罰呢？
原來在蜀漢後期，益州本土勢力逐漸抬頭，有瞭一定的話語權，而且非益州出身的實權人物內部又非鐵板一塊，難以一致對外，因此不同的聲音很難被禁止。
眾所周知，蜀漢從建立之初就是個外來人掌權的國傢，益州本地人處於一個被統治的地位。
雖然說蜀漢並不是完全不用益州人做官，但是相對外來人，尤其是荊州人，他們的地位要差得多，這一點可以從蜀漢官員大概的構成上看出。
日本三國史學傢狩野直禎在論文《蜀漢政権の構造》中對蜀漢官員的籍貫做瞭總結，很有代表性和參考價值，下面來具體分析一下。
一，代表國傢最高權力者錄尚書事一職，先後由諸葛亮、蔣琬、費禕、薑維擔任，他們都是外地人。
二，還有稍低一級的平尚書事，擔任過這個職務的有馬忠、諸葛瞻、董厥，隻有馬忠是益州人。
三，尚書令有十一人擔任過。分別為法正、劉巴、李嚴、陳震、蔣琬、費禕、董允、呂義、陳祇、董厥、樊建。
他們全部都是外地人，而且除瞭陳祇是豫州人，法正是司隸人以外，其餘都是荊州人。
四，尚書仆射有五人。李福、姚伷、董厥、諸葛瞻、張紹，其中有李福、姚伷兩個益州人。
五，尚書。共十五人。楊儀、劉巴、鄧芝、陳震、呂義、馬齊、張遵、向充、胡博、張翼、宗預、劉式、許遊、衛繼、文立。
其中隻有馬齊、張翼、衛繼、文立四個益州人。
六，郎中。共十五人。分別為羅憲、陳祇、鄧良、楊戲、王祐、蔣琬、馬齊、李驤、鄧芝、李虎、黃崇、費恭、習忠、李密、柳伸。
其中七名外地人、七名益州人，一人籍貫未知（李虎）。
由此可見，在蜀漢中低層官員中，益州人還稍微多一些，但是到瞭尚書這一級別，益州人就開始減少，到瞭尚書令這一級別基本就沒有瞭，高級官員中益州人隻有馬忠一人。
不過這一情況在蜀漢後期發生瞭改變，由於早期的外地人才開始不斷凋零，益州人逐漸抬頭。
大概翻譯：六品郎中大多是益州人擔任，但整體來看，尚書系統還是外地人居多，因此可以說蜀漢政權可以說是外地人占優勢的。
比如在尚書這一級別的官員中，早期完全沒有益州人。
至於四個益州人做到尚書的時候都是在蜀漢後期瞭（後諸葛亮時代），這說明益州人在蜀漢朝堂的話語權比最初稍微提高瞭。
另一方面，蜀漢掌權的高層內部也有很深的矛盾，別說一致對外，別互相拆臺就不錯瞭。
在費禕去世後，蜀漢朝堂已經沒有一傢獨大的局面瞭，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掌權的團體。
後費禕時代朝中的實權高官大概有四個。分別是陳祇、薑維、諸葛瞻、董厥。
這四個人雖然都不是益州人，但他們的內部鬥爭卻非常激烈。
比如荊州人諸葛瞻和董厥就形成瞭一個小團體，跟薑維很不對付。
他們暗中跟劉禪上疏，以薑維窮兵黷武，徒勞無功為由，希望把他調回來解除兵權，並以同樣是荊州人的閻宇取代他。這是孫盛的說法。
而陳壽則把這件事歸在黃皓的身上，諸葛瞻和董厥則放任他胡作非為。
雖然說孫盛是東晉時代人，距離三國有點久遠，而且他也並非巴蜀本地人，在時間和地點兩方面都不如陳壽，但他的說法還真不一定就是空穴來風。
孫盛曾經跟隨桓溫入蜀參加滅成漢之戰，他在益州肯定也采訪瞭一些當地人，於是也就得到瞭一些隱秘的史料。
作為一個中立者，孫盛沒有理由去編造這樣的故事，他應該隻是把所搜集到的資料客觀記錄下來而已。
而華陽國志的作者常璩則就此事直接爆料，他說陳壽和諸葛瞻有仇，打壓薑維其實就是諸葛瞻他們做的，但是被陳壽安在黃皓身上，諸葛瞻隻是對此坐視不管。
這樣一來性質就大不一樣瞭，按照孫盛的說法，諸葛瞻與薑維隻是政見不同，他用的鬥爭手段雖然不算光明正大，但也是合理的，無可指摘。
而按照陳壽的說法，諸葛瞻則變成瞭一個不作為且不辨是非的庸碌官員，黃皓亂政他要負很大責任。
兩個人的說法究竟哪個是事實，這個難以判斷，但其中必有隱情是肯定的，而諸葛瞻和薑維不和也是肯定的。
因為即使按照陳壽的說法，諸葛瞻在看到薑維被黃皓打壓而無動於衷，也有幸災樂禍的嫌疑。
總之，諸葛瞻和董厥這兩個荊州人結盟來對抗薑維這個涼州人是沒什麼疑問的。
不過薑維最開始倒也不是沒有抵抗力，因為他選擇和同樣非荊州出身的外地人陳祇抱團尋求庇護，當朝中出現瞭反對薑維的聲音時，陳祇就會為他辯護。
雖然荊州人根基更厚，但雙方應該說是勢均力敵的，甚至因為陳祇的支持，前期薑維還能占據優勢。253年到257年，薑維連續五年出兵北伐就是明證。
但是這一局面在陳祇去世後發生瞭改變，薑維在朝中失去瞭最大的後援，這就是他在後期政治形勢異常險惡的主要原因。
結果就是從258年到261年，薑維都沒有出兵的機會，他的下一次北伐已經是間隔五年後的事情瞭。可見朝廷內部鬥爭是多麼激烈。
總而言之，當譙周寫出仇國論的時候，由於此消彼長，益州人的力量已經比劉備諸葛亮時期要更強瞭。
另外，掌權團體的內部矛盾也成瞭益州本地人逐步崛起的一個契機。
自從費禕以後，蜀漢就再也沒有一個主心骨瞭，權力隻能分散，而人一多，矛盾就來瞭。
這時候已經沒有人有足夠的威望和能力帶領荊州人以及其他外來人共同壓制益州本地人瞭，相反他們之間還有內訌，以至於互相攻訐，因此根本無力再壓制益州人。
當然，我們也不能忽略劉禪的態度，他才是起決定性作用的。
對於劉禪這個人，無論說他是個無能庸主也好，還是說他大智若愚韜光養晦也罷，總之他是個明事理的人，絕對不糊塗。
當初譙周曾勸諫劉禪不要沉迷聲色犬馬，最後劉禪是否聽從不得而知，但可以確定的是譙周沒有受到懲罰，因為事後他仍然在侍奉太子。
之前董允也有過直言進諫，勸說劉禪不要沉迷女色擴充後宮規模，雖然劉禪依舊我行我素，但他同樣沒有懲罰董允，反而對他更加敬重。
這說明劉禪是懂道理的，臣子勸諫是職責所在，而且並沒說錯，皇帝可以不聽，但是不能讓大臣因言獲罪。
到仇國論這件事上，道理還是一樣的，譙周的所作所為並沒有違反國傢法度，也不會威脅朝廷的統治，有什麼理由要處罰他呢？
在同時代的東吳，也有一個人提出瞭內容類似的疏奏，他就是陸抗。
陸抗舉瞭齊魯這一大一小兩國交戰的例子，而且用瞭窮兵黷武這樣的詞，言辭比譙周犀利得多，也直接得多，但也沒有因言獲罪。
所以說，連孫皓這樣的暴君都明白是非，何況是劉禪這個評價要更好的皇帝呢？
總之，無論是蜀漢皇帝，還是朝堂中的當權者，都沒有辦法或者沒有必要處理譙周。
如果在諸葛亮時期，或許他大概率要被打壓，但是畢竟時代變瞭。
事實上，仇國論也並非像廣泛流傳的那樣如洪水猛獸一般是亡國之說，我們應該以平和的心態去看待，它其實隻是一種治國理念而已，這個我們下一篇再繼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