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純粹從電影藝術的角度去看，我個人認為，《霸王別姬》並不值得人們無上限的贊譽。隻能說陳凱歌趕上瞭一個好時候，彼時隻要拍中國的陰暗面，在歐洲各大電影節上總能拿到各類大獎，陳凱歌迎合瞭一個時代的潮流，《霸王別姬》也陰差陽錯地成為瞭中國迄今為止唯一金棕櫚獎獲得作品。
其實在我看來，戛納這樣的電影節和諾貝爾文學獎類似，本質上其實是西方人玩的，但在各種因緣際會之下，陳凱歌和莫言憑借這類揭露陰暗面的題材作品走入瞭西方人的視線裡。要說這種作品其實不隻是中國，其他第三世界國傢的電影一樣受國際電影節的歡迎，如伊朗、尼日利亞、巴西、印度尼西亞等。
要知道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正是西方最好的時代，西方人與其說尊重藝術，不如說是面這些電影中的社會暴力、貧富差距、剝削腐敗等問題，有一種居高臨下的優越感審視。這和中國人現在喜歡看印度、巴基斯坦這些地方的臟亂差如出一轍。
在千禧年之後，西方開始逐漸走下坡路，難民問題、金融危機、暴恐問題、民粹主義、種族騷亂等等，看似這些問題關聯性不大，在我看來，本質都還是經濟問題。也因此第三世界的苦難電影一時間失去瞭市場，西方人終於不再關心別人過得有多痛苦瞭。而中國的導演同樣也嗅到瞭這樣的味道，從前那種苦難影片，一時間消失不少，如李揚這樣堅持拍的，已經成為絕唱。至於為何如此，拍電影是要花錢的，西方人不給掏錢瞭，還有什麼必要冒著被封殺的風險趟渾水。
一時間新一代的導演們如婁燁、路學長、王小帥、賈樟柯等人開始關註他們那一代人的成長與迷茫，不再聚焦民族苦難。
但是《霸王別姬》的藝術成就仍舊有的，張進戰說“我們中國將來一定會有一部當代電影史，前面有個概論，什麼第五代中國導演，翻過篇第一章肯定有陳凱歌和他的《霸王別姬》。”這句話毫不誇張，無論這部電影的藝術化是否失真，它貫穿瞭中國一百年的歷史，類似於此片的國產電影，我還沒有看到過，其歷史地位絕對是無可厚非的。
《霸王別姬》不僅僅反應的是一代名伶的淒慘遭遇，更是中國近代史上朝代更換的縮影以及動亂年代中一代中國文藝人的命運輪廓。張國榮塑造下的程蝶衣反應瞭一代中國人對自我命運的掙紮拼搏，以及時代大背景下的無可奈何。這二者的矛盾成就瞭程蝶衣“亂世不佳人”的形象，也深刻表明瞭“我命由天不由我”普通中國老百姓的歷史格局。
亂世締造的悲慘宿命
聖經有語：“哀慟的人有福瞭，因為他們必得安慰；溫柔的人有福瞭，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饑渴慕義的人有福瞭，因為他們必得飽足；憐恤人的人有福瞭，因為他們必蒙憐恤。”“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瞭，因為天國是他們的。人若因我辱罵你們，逼迫你們，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你們就有福瞭。”
我想，如果程蝶衣遇到耶穌，他應該是耶穌膝下最虔誠的信徒。他是哀慟的人，在動亂年代當京劇被殘害時，他捶胸疾呼，可惜得到的不是安慰，卻是鞭子惡狠狠的抽打。他是溫柔的人，他對師哥不離不棄，可世俗之下，師哥卻選擇瞭背叛。他也是饑渴慕義的人，他對京劇執著追求，艱苦練功，可到最後卻因為這為之奮鬥一生的事業悲死劍下。他是憐恤人的人，在他從太監住所出來時，見不得棄嬰啼哭便收養回傢，卻不知為後來悲劇打下瞭伏筆，最終他沒有蒙受憐恤，反而遭到反噬。他同樣是為義受壓迫的人，在眾口一詞要對京劇改頭換面時，他仍舊堅持認為京劇的樣子就該是老祖宗傳下來的樣子，天國沒有迎接他，轉身之間進瞭人間煉獄。
回顧程蝶衣的一生，他似乎秉承瞭耶穌教義中所有美好的品格，可是我們很難說他是個有福之人。我想，在亂世之中，耶穌口中的“有福人”不是必得福報，而是必遭磨難。哀慟的人有難瞭，因為他們必遭凌辱；溫柔的人有難瞭，因為他們必遭拋棄；饑渴慕義的人有難瞭，因為他們必得壓迫；憐恤人的人有難瞭，因為他們必被反噬；為義受逼迫的人有難瞭，因為煉獄就在眼前。
程蝶衣雖然不是耶穌的信徒，但勝似信徒。他沒有如西方人那樣因為對神的敬畏而努力成為好人，他身上的善良和純粹是與生俱來的。對待師哥的感情，他曾經真的以為二人能夠天長地久，一直相伴下去；對待京劇事業，他沒有什麼傢國天下的雜音，隻是因為青木懂京劇，因此他願意表演切磋；面對新時代的現代京劇，他極力維護傳統，根本考慮不到當時的動亂氛圍。
程蝶衣一生都純粹地活著，但亂世並不會對一個純粹者垂青，悲劇似乎成瞭亂世中純粹者固有的宿命。在陳蝶衣被國軍因漢奸罪抓走後，菊仙曾經如此評價他，“你這個師弟呀，也不知道這世道跟他找別扭呢，還是他跟這個世道找別扭。總是輕省不瞭，早晚還得出亂子！”陳蝶衣是無辜的，他一輩子都堅持著對處世和藝術的純粹追求，既沒有學著菊仙那樣左右逢源，也沒有如段小樓那樣為瞭自己好好活著，拋棄京劇以及揭發最親密的人，如果一定要定罪，那也應該是世道的罪過。
壓迫帶來的執著不屈
世道雖然不公，但程蝶衣從未屈服。他代表著一代中國文藝工作者對待藝術的執著，這份執著既有不與世道同流合污的傲然品格，也有對待人生的從一而終。
程蝶衣化繭成蝶過程是異常艱辛的，京劇如此，我想，中國其他的文藝行當也是如此。現在很多人批中國人歷來沒有工匠精神，為圖利不惜粗制濫造，我想說，在陳蝶衣身上其實可以很好地駁斥這種論調。某些如羅永浩之流崇拜德國、日本的工藝精良，嘲笑中國人的工藝時，為什麼不想想中國那些極致燒制的瓷器、窈窕雋美的旗袍和絲綢、渾然天成的園林建築？文化上我們也是追求一絲不茍的，那些字斟句酌的詩詞、風格迥異的書法、細致有韻的畫作等等。
就京劇一業而言，從業者們自幼苦練，夙興夜寐，寒暑不斷，一練就是十幾年，一幹就是一輩子。就像小癩子看到名角受人歡迎時說的那樣，“得挨多少打呀。”中國人素來有“臺上十分鐘，臺下十年功”的說法，這些人幹一行，愛一行，從一而終做一輩子，這份付出和堅持又是其他國傢如何能夠比擬的！
程蝶衣的一生是所有中國文藝工作者的人生縮影。小豆子逃跑到外面後，看到京劇名角受人吹捧的場面，對京劇有瞭新的認識，這次事件影響瞭他一生。重新回到喜福成科班後，面對師傅的毒打，小豆子一聲不吭。之後師傅用“霸王別姬”的故事告訴小豆子，做人應該從一而終，自個兒成全自個兒。於是，小豆子自己扇自己巴掌，讓自己長記性。在後來的日子裡，師哥段小樓玩過蛐蛐兒，賣過西瓜，可程蝶衣無論世道怎麼亂，他都秉持著初心，表演著京劇。程蝶衣的精神代表瞭中國文藝工作者的精神，面對動亂年代，他們從來不放棄初心，兢兢業業地用一生來實踐他們對藝術的從一而終。
時代扭曲下的高貴靈魂
在解放之後迎來十年動亂時，曾經不可一世的段小樓早已被時代磨沒瞭脾氣，他不僅僅將程蝶衣罵得體無完膚，更羞辱菊仙是妓女，說自己從來沒有愛過她。在那個年代許許多多的人都變瞭，變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唯有程蝶衣這樣的純粹者還存在著真正的靈魂。
程蝶衣聽到段小樓的批判徹底瘋癲瞭，他站起來向周圍人喊著，“你當今兒個是小人作亂，禍從天降？不是，不對！是咱們自個兒一步一步，一步步走到這步田地來的。”程蝶衣說自己已不是人瞭，但殊不知，在電影鏡頭裡隻有他一個人是真的人。周圍那幫喊打喊殺的小年輕們不過是被口號沖昏頭腦的政治機器，為瞭自己活命而違背良心揭發親人的段小樓此時已經變成瞭一個畜生，其他京劇臉譜底下的人們一言不發、不敢作為，隻有程蝶衣一個人站起來大聲疾呼，告訴人們京劇要亡，告訴人們什麼才是對的，什麼才是錯的。
程蝶衣把錯誤歸結到瞭菊仙一個人身上，他認為在段小樓沾上菊仙的那一刻，所有的一切就已經註定瞭要完。縱觀陳蝶衣的一生其實都有這種個人主義的癡相，他從來沒有思考過一個人命運的淒慘是時代巨變的結果。清朝雖然亡瞭，但他仍舊給太監表演；日本人來瞭，他也因青木懂他，願意表演；國軍到瞭，他仍舊表演；解放後，他當然還要不遺餘力地表演。每個時代對他來說，可能都是一種樣子，但具體到周圍的每個人，那對他來說才是重中之重。
他愛段小樓，他討厭菊仙，他把袁世卿當成生活避難時的知己，他把日本軍官青木當作傳播京劇的入口。可這些觀念與現實都是抵觸的。在世俗觀念面前，程蝶衣不能愛段小樓；在段小樓面前，程蝶衣不能討厭菊仙；在人民群眾面前，他不能把袁世卿當成知己；在民族大義面前，他也不能說青木一句好話。這是一代中國文藝工作者的純粹，也是大時代背景下註定瞭的悲劇宿命。
程蝶衣的一生慘境在當下這個時代仍舊值得警示。一個時代需要發展，尊重文藝是不能忽視的。我們不能用政治去限制一個文藝人對藝術的追求，也不能用世俗偏見去敵視文藝人的私生活。但願世態安穩，人心純良，大傢都能就藝術論藝術，讓文藝人有一片純粹的精神世界，讓他們好好活著，免受摧殘。亂世之中雖然不能有佳人，但太平盛世總能給佳人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