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來，若要分析一名大學問傢的名篇，始終離不開時代背景、社會背景、生平遭遇、寫作時間等，諸多因素。後人分析古之聖賢，大概也就是結合這些諸多元素，來進行一番揣測罷瞭，以今人之意識形態判斷古人之思維，本身就存在差異。暫且說日常談吐中難免口是心非，文章又何嘗不會呢？所以作者就自己的認知，對韓愈的《師說》進行個人解讀與思考。
首先，我們通過同時期的大文學傢——柳宗元之筆，對韓愈來略知一二吧。
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嘩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抗顏而為師，世果群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詞，愈以是得狂名。 又《答嚴厚輿論師道書》：言道講古窮文辭以為師，則固吾屬事。仆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又不為人師。人之所見有異同，吾子無以韓責我。
譯文：
孟子說，“人們的毛病，在於喜歡充當別人的老師。”從魏、晉以來，人們更加不尊奉老師。在當今的時代，沒聽說還有老師；如果有，人們就會嘩然譏笑他，把他看作狂人。隻有韓愈奮然不顧時俗，冒著人們的嘲笑侮辱，招收後輩學生，寫作《師說》，就嚴正不屈地當起老師來。世人果然都感到驚怪，相聚咒罵，對他指指點點使眼色，相互拉拉扯扯示意，而且大肆渲染地編造謠言來攻擊他。韓愈因此得到瞭狂人的名聲．他住在長安．煮飯都來不及煮熟，又被外放而匆匆忙忙地向東奔去。像這樣的情況有好幾次瞭。
譯文來自於"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全詩賞析_古詩文網
從柳宗元的筆下不難看出當時的社會風氣：尊師重道已經不復存在，上層官吏以做學問，求知為恥。當然這一切是當時的社會現狀。在柳宗元看來，這一切歸根於孟子的一句話“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然後在魏晉時期對老師的態度呈現大幅度下降時期。
那麼我們考慮，是否真的是起源於孟子所說的“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孟子所言“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其本意的解讀–“人們的毛病，在於喜歡當別人的老師”，但是此句若為起源，則說明孟軻本身是一個恥於拜師，恥於為師之人。據考證，孟子生於周烈王四年，在周赧王二十六年去世，根據《列女傳》等書記載，孟子授業於孔子之孫孔伋。但實際上，孟子出生時，孔伋已經去世三十多年，所以他不可能是直接受業於孔伋，極有可能是孔伋的門人所授。
（孟子沒有講他的老師的姓名，卻是說：“予未得為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 其受業於何人，自漢代以來頗有爭議，一是認為師從子思，一是師從子上，一是師從子思之門人。）
清華教授劉鄂培在《孟子大傳》裡描述孟子弟子十九人。那麼他即為人師，由何來恥於人師之由呢？
所以說：孟子當時的名句“人之患在好為人師”是後世讀者之歪曲解讀。
在魏晉時期之後是否真的出現瞭對老師這個行業愈發的看不起呢？
魏晉時期是漢朝體制瓦解後的時期，這一時期產生瞭新一輪是社會思潮，改變瞭士大夫、乃至皇帝的人生追求、生活習尚、價值觀念。可以說媲美與歐洲大陸的文藝復興，這一思潮影響瞭當時一大批知識分子，比如：建安七子，竹林七賢等將藝術造詣和文學造詣集與一身。這一時期的知識分子，更加認識到瞭“人”的思想，主要路線便是“返璞歸真”，追求“人本”的率真、豁達、穎悟。
這是當時盛行的玄學的心靈世界的外觀，也是那個亂世之下痛苦內心的折射。
儒學在漢武帝時期，真正的成為瞭漢朝的主流意識形態，對於其他學派的完全否定。但是在基於漢朝體制的土崩瓦解之後，知識分子的思想如同牢籠中釋放的兇猛野獸，呼嘯而出。而在魏晉時期，在新的思潮影響之下，沒有人會願意聽取“漢儒”的枷鎖式的講授，更傾向新學派的開創。
在唐朝的柳宗元看來，魏晉時期的老師不受待見，其實不然。在唐朝時期，其主流思想仍然為“儒學思想”，自然比起“魏晉時期”少瞭一些創新思維與“自由”的意識。
在春秋之後的秦漢時期是否存在尊師的氛圍走向日益衰退的道路上呢？
眾所周知，春秋戰國時期是被譽為百傢爭鳴的時期，主要取決於該時期的政治混亂，諸侯國過多，思想流派不斷發展，謀求有重用之地。秦漢時期是統一和規范全國意識形態的一個時期。秦朝對儒傢的態度是“焚書坑儒”對於剛剛建立的秦朝最需要的就是穩固基業，而並非儒傢的“克己復禮”的復古思想，秦始皇是一個敢於創新的人，明知周王朝因為分封制而走向滅亡，怎麼又會支持復古思想呢。對於漢朝來講，董仲舒的建議之下，儒學被推崇為正統學派，從而有利於漢王朝統治。那麼這一時期來講，同為“儒學”的熏陶之下，又為何不尊重師呢？這一時期形成瞭獨特的“察舉征辟制”這一制度的主要內容是：推薦為主，考試為輔助。那麼根本上來講就沒有寒門子弟的機會，從而即不存在寒門子弟有機會拜師隻說，教育是高門子弟的奢侈品。所以從本質上來講，不存在恥於為師，恥於求學。
對比春秋戰國時期之前的時期是否有根據說明，學術之風之繁榮呢？
中國的學術繁榮之風真正的盛起於春秋戰國時期。對於西周的學術文獻記載是少之又少，在考慮周朝社會發展力不足，而儒傢所提倡的《詩》《書》《禮》《易》《春秋》，主要體現的是將周朝神化，塑造出一個支撐自己學派理想的烏托邦社會，這也是儒學“克己復禮”，從而影響大傢，憧憬和向往那個“夜不閉戶，天下大同”的完美政治。從馬克思唯物史觀來看：社會是處在不斷變化和發展中的有機整體和復雜系統。
所以說，難以得到春秋戰國時期之前有過學術繁榮之風。
最後，我們通過《韓愈文選》瞭解《師說》這篇文章的創作背景
《師說》大約是作者於貞元十七年至十八年（801—802），在京任國子監四門博士時所作。貞元十七年（801），辭退徐州官職，閑居洛陽傳道授徒的作者，經過兩次赴京調選，方於當年十月授予國子監四門博士之職。此時的作者決心借助國子監這個平臺來振興儒教、改革文壇，以實現其報國之志。但來到國子監上任後，卻發現科場黑暗，朝政腐敗，吏制弊端重重，致使不少學子對科舉入仕失去信心，因而放松學業；當時的上層社會，看不起教書之人。在士大夫階層中存在著既不願求師，又“羞於為師”的觀念，直接影響到國子監的教學和管理。作者對此痛心疾首，借用回答李蟠的提問撰寫這篇文章，以澄清人們在“求師”和“為師”上的模糊認識。
來源於：河陽柳編著；楊丕祥主編；劉榮成，梁永祥，崔思明，馬長民副主編．韓愈文選 註釋·譯文·解讀：中州古籍出版社，2012.01：第7頁
通過資料我們不難瞭解到：韓愈有振新儒教、改革文壇之志，但是在出任國子監一職時看到瞭科舉考試的黑暗之面，朝政的腐敗黑暗。不少學子對通過科舉進入朝野，進行心灰意冷。那麼導致所謂不尊師重道的主要原因就在於：官僚子弟通過卑劣的手段通過所為“公平”的科舉考試進入朝野。那麼這些官僚子弟不難通過裙帶關系，把握朝廷要職。那麼這些子弟便就成為瞭所謂上層社會的主力軍。與其說是上層社會官員“羞於為師”倒不如說“對制度的一種蔑視與挑戰”，面對這種現狀，韓愈恃才放曠，自認為是大傢的學習態度出現瞭弊病，批判當時流行於士大夫階層中的恥於從師的不良風氣。實際上換個角度將：便是吏治出現瞭問題。
為什麼會有吏治出現問題的這樣一個錯覺呢？？？
唐朝是科舉制和進士科的開端，在唐朝之前經歷瞭一千多年的“征辟制、察舉制，九品中正制”等薦官制度，作為開端的唐朝，難免會有保守派仍然沿襲舊制度的思想來奔赴朝野，從而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一千多年的薦官制度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從人們的心中連根拔起。這需要時間與新制度的完善、普及。從選官制度的起源來講“世卿世祿制”為起源：該制度類似於夏朝開始的“世襲制”。所以說從古代選官制度上來講，他的起源上都是不公平的。對於平民來講並沒有成為官吏的權利。真正保障瞭人民這項權利的選官制度是從唐朝的“科舉制”開始的，從此寒門子弟也有瞭入朝為官的夢想。但是相對之前的選官制度來講，對於寒門子弟打開瞭機會的大門，相比之前士族、望族全盤把握的局面好瞭很多。所以說，這不僅僅是不尊師重道的問題，而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問題。
本人非專業研究歷史學和中國古典文學專業人士，純屬個人一傢之言。
本文並非專業論文，若為飯後談資便不勝榮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