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百周年校慶慶典活動的帷幕已經落下，喧囂過去，一切歸於平靜。這正是反思的時機。
這些日子，我們談瞭很多——關於北大；也寫瞭許多——關於北大。但憑著我的直感，我們仿佛又無意地遺漏瞭，甚至是有意地遺忘瞭不少——同樣是關於北大。我想起瞭剛收到的一位老同學的來信，說到校慶那天，“懷瞭不少舊，但似乎都局限在‘反右’以前，這也難怪，後面的事不好說瞭……”我懂得他的意思：在我們這些老校友的北大記憶裡，原是深藏著那一段或難堪，或痛心，因而“不好說”的歷史，誰願意輕易攪動——“避重就輕”本也是人之常情……
如果這僅僅是個人的記憶，不好說就不說，生活中類似的事太多，哪能老是念念不忘呢?
但如果這是一所學校，以至一個民族，一個時代的記憶呢?——我翻遍為北大百年所寫的令人眼花繚亂的各類圖書，竟然發現：關於1957年的這一段，在北大的歷史敘述(記憶)中已經消失，變成一片空白，仿佛什麼也不曾發生，不留半點痕跡!僅有的一本卻仍然把這段歷史描繪成一小撮“右派”學生在“誣蔑”、“攻擊”……讓人仿佛又回到瞭當年……
我不禁打瞭一個寒顫。——無論遺忘或堅持，都令人恐怖!
我於是想起瞭那一本書——那是“大批判”時，校方發給每一個學生，作為反面教材的“右派言論匯集”；當時我有個收集資料的習慣，朦朧中仿佛意識到這或許將是一個歷史文件，就把它小心地保存瞭下來(可見我大概從頭就是一個“謬種”)，文革後期退還抄傢材料，它又奇跡般地回到瞭我的手中，卻不料在向周圍的年輕朋友炫耀中不知被誰“沒收”而後悔莫及——連一本書的命運也會有這般的曲折……
於是我又四處打聽，尋問，終於通過某個途徑找到瞭，而且還有好幾本，真是喜出望外! 我迫不急待地打開瞭書……
我首先要尋找的，是因為聚集全校最出名的“右派”而引人註目的《廣場》的“發刊詞”，那是可以視為這個思想群體的宣言書的——
“大鳴大放成為這次運動的精神實質。毫無顧慮地發言，為真理而作好爭論，以及為證明一些新生的主張、觀點，天才的創造，都將如雨後春筍般地誕生!(註：原文如此)中國將到來社會主義時代的春秋諸子百傢爭鳴，會到來社會主義時代的以少年事葉(註：原文如此)為風骨的、建設文學的再生，會到來社會主義時代的盛(唐)般的詩的創造，會到來社會主義時代的‘五四’新文化運動!”
“偉大的馬列主義的不朽理論會得到進一步更全面更正確的運用、闡明和發揮!黨會因此而更強大更有生命力!人也會因此而返老還童，而具有十分鮮明可愛的社會主義個性!”
歷經人世滄桑之後，再來重讀這即使掩沒在歷史的塵埃中也依然熠熠閃光的文字，怎能不令人感慨萬端!正在總結與反思20世紀歷史的我們，驚喜地發現：這發生在世紀中葉1957年的當事人所說的“社會主義思想意識的改造運動”，與世紀初(1919年開始)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及世紀末(1978年開始)的思想解放運動，從語言到思想，竟是那樣的相似!
或許這隻是外在的印象，不足為論；那麼，我們就再進一步，來比較、分析下面這些論述吧。
△“我們的制度不健全，民主權利不夠，這都是產生三害(按：中共中央當時發動整風運動，以反對黨內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與主觀主義，群眾概稱“三害”)的根源”；“目前除三害都停留在表面上，似乎把三害的根源隻歸結到領導者的思想意識，並沒有追究三害的社會根源，我認為這是不對的。……三害的社會根源是社會主義民主遭到壓制和黨團員的盲從成風。
……社會主義民主遭到壓制的原因：一，法制問題，憲法的人民權利尚未得到絕對保證。二，領導與群眾的關系問題：由於尖銳階級鬥爭而形成權力高度集中使領導與群眾絕不是真正的被監督與監督的關系，而是絕對服從的關系。……三，言論自由問題。……在反動帽子滿天飛的時候，在政治的壓力下，更可怕的是在‘對領導不滿，便是反黨’的輿論下，任何反面意見都遭到毀滅性的圍攻，任何片言隻語都可以列入肅反材料，將來有無窮後患，在這種情況下，真正民主是不存在的”。
△“主要要從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來根除三害”，“嚴密健全的民主法制，大公無私的人事待遇制度，健康活潑的民主生活的習慣性氣氛，……是最強大的現代化武器”。
△“我們有一個社會主義工業化，還應有個社會主義民主化”。
△“如果有人問，你們標榜的是那一種心，我們答：是從‘五一九’開始的(按：1957年5月19日，北大部分學生自發貼出要求民主的大字報，當時就稱為‘五一九民主運動’)，在民主廣場自由講臺上出現的，正在繼續形成與發展的這樣一種民主，不是硬搬蘇聯的形式，更不是販賣西歐的形式，而是在今天中國的社會主義土壤中土生土長的民主制度，我們要把它鞏固下來，並逐步推廣到全國范圍中去，這就是我們的要求，我們的目的”。
△“我們最感興趣的問題是如何保證公有制名副其實，就是說公有瞭以後，如何正確的分配。我們反對絕對平均主義，但目前問題不在於此，而是不合理的懸殊的差別。這樣縱然占有公有，但實際上在分配的過程中，無形中一部分占有瞭另一部分的勞動”，“(由於特權的存在)在分配、社會地位等問題已出現一定矛盾，現在還不甚尖銳，叫內部矛盾也未嘗不可。但必須指出來，如果管理、分配、社會地位等問題不得到更好的完善，矛盾可以向前發展，而且基本上滿足‘階級’關系的定義”。
▲“我們過去發生的許多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傢不可能發生。他雖然認識到這一點，但是由於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瞭‘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這個教訓是極其深刻的。……如果不堅決改革現行制度中的弊端，過去出現過的一些嚴重問題今後就有可能重新出現”。
▲“解放後我們沒有自覺地、系統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各項制度，法制很不完備，也很不受重視，特權現象有時受到限制、批評和打擊，有時又重新滋長”，“不少地方和單位，都有傢長式的人物，他們的權利不受限制，別人都要唯命是從，甚至形成對他們的人身依附關系”，“也還有些幹部，不把自已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
▲“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就是在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口號下，不適當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權力集中於黨委，黨委的權力又集中於幾個書記，特別是集中於第一書記，……黨的一元化領導往往變成瞭個人領導”，“黨成為全國的執政黨，特別是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後，黨的中心任務已經不同於過去，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極為繁重復雜，權力過分集中，越來越不適應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對這問題長期沒有足夠的認識，成為發生‘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原因，使我們付出瞭沉重的代價。現在再也不能不解決瞭。”
以上凡標以“△”的，都抄引自《言論匯集》，作者分別是徐克學(數學系學生，岑超南(物理系學生)、張景中(數學系學生)、龐卓恒(系別不明)、龍英華(哲學系學生)、陳愛文、江文(中文系學生)、錢如平(數學系學生)；標以“▲”的，則摘自人所熟知的《鄧小平文選》中《黨和國傢領導制度的改革》一文。
今天人們不難發現，1957年青年學生議論與1980年黨的領導人對歷史經驗的總結，或有不同之處，但一些重要的觀點，例如，社會主義發展中所出現的問題與“制度的弊端”有關，必須進行制度改革；反對權力過分集中，反對特權，反對領導與群眾關系中的不平等；主張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加強社會主義法制，這些認識都是一致或相似的。但正是這些基本觀點，在1957年是被視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的，所有的作者都受到瞭嚴厲的懲罰；而80年代以後卻成為瞭中國的改革的指導思想，像“民主”與“法制”這類概念差不多都成瞭人們的口頭禪——當然，這還存在著是否認真實行的問題，但至少再也沒有人斥之以“反動”瞭。
這反映瞭時代的進步，但這事實本身卻是應該好好想一想的。
1957年是什麼時候?正是我們所引述的鄧小平的文章中所說的，“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後，黨的中心任務已經不同於過去，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極為繁重復雜”，在這樣一個歷史的轉折關頭，這些年輕人提出瞭反對權力過分集中，反對特權等問題，要求民主與法制，應該說是及時的，表現瞭可貴的敏感與先見；但也正如前引的他們自己在大字報中所說，盡管“制度上的弊端”已經引發出瞭各種矛盾，但“現在還不甚尖銳”，還有一個發展的過程，因而更不容易為大多數人所察覺與認識，於是，盡管警告已經發出，國人依然處於盲目與盲從的不覺悟狀態。這樣，這些憂國憂民的“廣場”上的年輕人陷入魯迅筆下的夏瑜那樣的命運，幾乎是不可避免的。他們必然為自己思想的“超前”而付出血的代價。
但對先覺者的遠見卓識的拒絕，更不用說運用權力對之進行“反擊”與鎮壓，也是要付出代價的。這就是鄧小平在他的文章中所一再談到的，由於不承認集權、特權等問題的存在，拒絕擴大民主與實行法制，進而將現行制度中的弊端推到極端，終於“導致瞭‘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在這個意義上，有些研究者認為，1957年的“反右派”打開瞭“通向‘文化大革命’的道路”(見朱正：《1957年的夏季：從百傢爭鳴到兩傢爭鳴》)，這是符合實際有道理的。
歷史確實捉弄人：由於“文化大革命”的“徹底性”，相當多的“右派”的批判者落入瞭被批判者同樣的命運，人們用他們當年批判“右派”同樣的(或更為極端)的語言與邏輯批判他們，在自身陷入瞭同樣的絕境以後，才逼出瞭最後的覺悟。——自然，也有始終不覺悟的，在恢復瞭原有的地位以後，又重新使用起與權力結合在一起的原有的思想、邏輯與語言。
但畢竟還是出現瞭這樣的歷史現象：先驅者的思想終於在某種程度上被他的批判者所接受，並且在批判者手中得到或一程度的實現——當然，批判者是在自己的利益驅動下去實現的，這已與先驅者無關，而且先驅者的歷史污名也未必因此而得到洗刷，更不用說他們應有的歷史地位的恢復與確認，不繼續“整”他們就已經夠“人道”的瞭。在大多數人的眼裡，甚至在後代人的心目中，他們依然是“有罪(至少是曾經有罪)之人”。——這樣的結局，無論對先驅者自身，還是當年的批判者、後來的遺囑執行人，都是無情而無奈的。
面對這種無情與無奈，我們所能做的，僅是指明這樣一個事實與這樣一種歷史聯系：1957年“廣場”上的思考和吶喊，正是80年代中國思想解放運動的先聲；舉世矚目的中國的改革的思想基石，正是這樣一些中國民間的年輕的先驅者以“非法”的形式，用自己的生命與鮮血奠定的。而在他們之後，也還有新的犧牲。——但願在這世紀末的狂歡、表演中，至少還有人能夠保留一點清醒的歷史記憶。
關於這些1957年的北大學子，似乎要說的話還很多。
人們，甚至是歷史學者，在談論與研究1957年的“風波”時，往往註目於那些“右派”頭面人物，特別是政治上的風雲人物，這大概也是一種思維的慣性吧。其實如果仔細研究當時的種種“右派”言論，就不難發現，那些“右派”政治傢所關註的主要是政治權力的分配——這當然也關系著他們自己的政治理想的實現，並非完全為瞭私利，因而自有其意義，需要另作討論。但更多地體現這場風波在思想、文化上的深度與意義的，恐怕還是被稱為“右派學生”(也包括一些“右派”教師、知識分子)的思考。
這是一些尚未涉世的青年，因此他們的探索的熱情，並非源自利益的驅動，而純是(或基本上是)出於對“真理”的追求——前引《廣場》“發刊詞”就宣稱他們是“為真理”而“毫無顧慮地發言”的。因此，他們的思考，除瞭前文已略作分析的現實社會、政治、經濟問題之外，還包含瞭更為廣泛、更深層次的思想、文化問題——政治學的，經濟學的，法學的，倫理學的，心理學的，哲學的，等等，出現瞭一批著重於理論探索的長篇論文，以及諸如《自由主義者宣言》、《利己主義者宣言》這樣有關世界觀與基本立場選擇的宣言書。
今天看來，這些討論自然是粗疏的，但確實又是反映瞭時代的思考水平的。——順便說一句，這一時期，專門從事理論研究、創造的那些知識分子，除個別人之外，大都表現出驚人的“理論上的沉默”：即使是仍然保有獨立思考品格的，關註的也限於現實的政治、社會問題，而鮮有理論的探討；更不用說為現行權力政治作理論闡釋與辯護的。這就迫使這些尚處於準備階段的青年學生遠非成熟的理論“習作”，充任這個時代理論水準的代表，這實在是中國思想理論界的悲哀，中國知識分子的失職。——不過，這已是題外話。
我們還是拉回來說。或許是受著五四傳統的影響，這些北京大學的學子們在觀察與思考中國的問題時，除瞭前所分析的社會制度方面的弊端之外，更關註這種制度的受動者——中國國民的反應。如前文所引，他們把“社會主義民主遭到壓制”與“黨團員的盲從成風”看作互相關聯的“三害”的社會根源。另一位學生的文章就說得更加尖銳，他指出，“任何時代，權力的高度集中，都是極大的危險”，而“當人民群眾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百倍的危險”，因為一旦權力的集中者“犯有嚴重錯誤或變質，就沒有任何力量足以克服它!”(王書瑤：《從斯大林的錯誤中應得的教訓》)
對群眾不覺悟狀態的這種焦慮，顯然是五四“改造國民性”思想的繼續，這些“廣場”上的北大學生把他們發動的這場思想運動稱之為“啟蒙運動”，大概就已經自覺地意識到他們與五四時期發動新文化運動的前輩之間的血肉聯系。可以說，他們所要揭露、批判的，正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新的國民性的弊病。共和國的敏感的年輕人在考察自己時代的國民精神狀態時，同樣面對著“人”的奴化與自我的喪失。
他們這樣論述著自己的痛苦的發現：共和國初期在中國共產黨及其領袖領導下所取得的輝煌成就，“中國(所發生的)巨大變化”，使人們“陶醉”，由“陶醉”進而產生“迷信”(氣三一群學生：《現實的社會主義並非世外桃園》)以至形成瞭對“黨，國傢，領袖”的“崇拜”與“宗教式信仰”(參見王書瑤前文，朱慶圻：《領導的藝術》)，制造出瞭種種“神話”，仿佛“黨，國傢，領袖”具有天然的、絕對的正確性、真理性，“過去是正確的，現在是正確的，將來也就永遠正確”，“在任何情況下都是正確的”，並且這種“正確性，真理性”是唯一的，“壟斷”的，隻要是“不同意見”，“就一定是錯誤的”，是“不能允許存在”的(參看蔣興仁：《宗派主義的鼻祖，官僚主義的根基》，譚天榮：《又一株毒草》)。而在實際的操作過程中，這種抽象的“黨，國傢”的絕對真理性，正確性，就變成瞭具體的上級領導，以至個人的絕對正確，於是，“神話”就變成瞭“上級的一切指示都視為聖經”(譚天榮：《我們為瞭什麼》)。
在這樣的絕對理念支配下，人們所能做的唯一選擇隻能是“跟著走就萬事大吉”(前引王書瑤文)，這種“無條件的絕對服從”不僅是“盲從”，更導致瞭人的工具化與奴化——一位青年詩人這樣自責：“這根無形的鐵鏈沒有絲毫的強力；然而，捫心自問，在過去，我們曾多少次說出瞭違心的話，做瞭它馴服的奴隸。”(杜嘉蓁：《組織性與良心》)而尤其讓這些覺醒瞭的年輕人感到痛心的是，這樣的“形而上學思維方式。”一旦成為定勢，就形成瞭“習慣的機械勢力”(譚天榮：《教條主義產生的歷史必然性》、《我們為瞭什麼》)：“隻要不同意領導就是思想有問題，或者可能是反黨”(岑超南：《再論“鏟草除根”和“黨團員想一想”》“喜歡思考”或“不按照規定的方式思考”，就是“落後分子”，“聽說是反對分子就不分皂白地群起而攻之，就這樣不自覺地，機械地，反射式地，每日每時地傷害著別人與自己”(譚天榮：《第三株毒草》)“一旦有人提出新的問題，沒把問題弄清楚就盲目地加以反對”(劉奇弟：《論當前的整風——民主運動》)，以至“造成瞭對一切不懂的東西的無條件的仇恨”(譚天榮：《救救心靈》)。
正像魯迅當年面對著“無物之陣”一樣，今天新中國有思想的年輕人又為這樣的“習慣的機械勢力”所包圍，欲掙紮而不能，陷入瞭無以擺脫的困境。正是在這“習慣的機械勢力”的支持與擁戴下，對“不合人們胃口的思想施予暴力”，竟成瞭共和國精神生活中的常規(譚天榮：《我們為瞭什麼》)，這樣的實現在歡呼聲中的“群眾專政”(這隻是共和國的一個專有名詞)，是真正令人恐懼的。
當人們歡天喜地地將自己的有頭腦的兄弟姐妹送上審判臺時，他(她)們自己的心靈也受到瞭扭曲與損傷，“造成瞭不堪忍受的知識的貧乏，思想空虛和意志薄弱，造成瞭習以為常的言行不符和自欺欺人，造成猜疑冷酷和互相殘害”——面對這樣的新的國民性的弱點，一位“右派”學生領袖這樣寫道：“我看到瞭這一切，希望改變這一切，而又被那些誠實的人所反對，這件事對於我，更大的痛苦是不可想象的”(譚天榮：《救救心靈》)。這發自內心的深沉的悲嘆，使人不能不想起當年同樣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魯迅。
於是，與1918年“救救孩子”的吶喊相呼應，1957年的中國又響起瞭“救救心靈”的呼喚。而人們首先要爭取的，就是人所應有、獨有的精神的自由，獨立思考的權利，他們莊嚴宣告：“世界上沒有什麼不允許懷疑的問題”，“任何人都有探討一切問題並堅持自己見解的權利”(劉績生：《我要問、問、問???……》)，“我們要思考，除瞭我們自己誰又能禁止我們思考?不讓想嗎?偏要想，……我們要走自己的路!”(譚天榮：《又一株毒草》)同一篇文章還引用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論述，宣佈我們：不承認任何種類外界的權威。宗教、自然觀、社會、國傢制度——一切都受到最無情的批判，一切都要站到理性的審判臺面前，或者開始證明其存在的理由，或者放棄其存在的權利。思維和理性成瞭測定一切現存事物唯一的尺度”。這樣的引述，自然有策略的考慮，借此使自己的主張具有某種合法性。但確也表明，這些自稱“強壯而又心懷惡意的小傢夥”，比起他們的批判者，那些自命的“衛道者”，是更懂得、並且真正把握瞭馬克思主義的徹底批判精神的(譚天榮：《一株毒草》)。
他們因此而不愧為五四新文化運動與北大精神的真正傳人。可以說，他們所發動的，是繼五四以後又一次“新文化運動”——在一個高度集權的社會主義國傢裡，爭取思想的自由，精神的解放，進行新一輪的“國民性的改造”。
如果說五四新文化運動勝利瞭，從而開啟瞭中國思想文化，以至整個民族現代化的歷史新紀元，那麼1957年這一次悲壯的努力，卻是以所有參加者的“一網打盡”而宣告失敗，但他們的思想與精神卻事實上在80年代以來的思想解放運動與改革運動中得到延伸，盡管後者未必完全自覺意識與承認這一點。
更為重要的是，他們當年所提出的問題與任務，仍然是今天的中國的改革者需要繼續解決與完成的，他們當年的思考今天仍然保持著新鮮的生命活力，他們思考的成果，以及思考過程中可能有的不足與失誤，對於後來者，都是極其寶貴的啟示，遺忘、不承認、漠視、拒絕這份浸透著鮮血的思想遺產，不僅愚蠢，而且有罪。——其實，那些“廣場”上的犧牲者在光榮地倒下的那一刻是曾經預言過“明天將屬於我們”的(譚天榮：《給沈澤宜》)，他們毫不懷疑：“‘五一九’和‘五四’(一樣)將顯明地留在我們弟弟妹妹腦海裡，永遠鼓舞著後來的年輕人”(譚天榮：《救救心靈》)，他們甚至直接呼喚：“歷史學傢們，重視這些偉大深刻的社會思想變革吧!”總結歷史經驗，作為現代政治史、思想文化史、知識分子心靈史……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正在進行的“中國人與社會的改造”提供思想資源。——現在“是時候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