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末，中國曾經掀起瞭一場興建水利設施的高潮，以農田水庫中的大型水庫為例（庫容≥1億立方米），在1949年時僅動工5座，1957年時動工21座，但在1960年時這個數字就劇增到瞭300座。截止到1961年末，基本建成瞭139座，已攔洪但尚未完工的87座，
在這300座水庫中，截止1961年已建成與基本建成的87座，已攔洪尚未建成的84座，共171座。而其餘的水庫用水利部門的評價則是：
這些失敗的水利工程在之後或是被匆忙叫停，或是“帶病上崗”，在日後不斷需要進行修繕。而甘肅省當時上馬的“引洮上山”工程就是這一類失敗項目的典型代表。
洮河發源於青海的西傾山東麓，一路流經甘肅的碌曲、夏河、卓尼、臨潭、渭源、臨洮、永靖等縣，全長673.1公裡，年平均徑流量53億立方米。對於一向苦於幹旱的甘肅而言，關於如何使用這股寶貴水資源的討論早已有之。早在民國時期，甘肅省參議會就三次向省政府提案，提出瞭“引洮濟渭”和“引洮入渭”的設想，但由於當時的物質條件有限而作罷。
隨著時間進入五十年代，為瞭解決甘肅中部的幹旱問題，甘肅省政府再次提出設想，要將洮河水東引至榆中、定西、會寧等縣。由於當時的氛圍所致，這個工程的規模隨後開始瞭不斷的膨脹，最後演變成瞭一個計劃引水30億公方，流經隴中十多個縣市，主幹渠長1100多公裡，灌溉1900多萬畝土地的恢弘工程。
在1958年3月，甘肅省委正式組建瞭引洮水利工程局，該部門作為省委直接領導的專區級機關，其黨委下設組織、宣傳兩部和秘書、資料兩室，工程局下設工務、材料供應、生活供給、勘測設計、財務計劃、衛生、交通運輸、公安、人事九處，甚至還擁有自己的法院和檢察院，以及一份名為《引洮報》的黨委機關報。
該工程的目標是要把向北奔騰的洮河扭向東流，從上遊海拔2264米的岷縣的古城，通過海拔2040米的通渭縣的華傢嶺，到達海拔1400米的慶陽董志塬，建立一條“山上運河”。整個工程需通過崇山峻嶺2000多座，跨過河谷、溝澗800多處，要修建水庫、水閘、涵洞、泄洪等建築1100座，要把18座大山從山頂劈開一個槽，使水流通過，最高處需下挖180公尺，預計填土方量要達到15億立方米以上。還要在石門峽、拉馬崖、白頭崖、雪崖山、九甸峽、橋道堡、黑甸峽等陡崖峭壁上，在堅硬如鋼鐵的巖石上生生炸開一條河道。
整個工程總幹渠長度將達到驚人的1400公裡，另外還有合計達2500公裡的14條支幹渠，而且為瞭達到預想中“山上銀河”壯觀景象，該工程設計的不少引走部分洮河水，而是當時流量為35億立方米的整條洮河！工程的水面寬度要達到40米，渠底寬16米，水深6米有餘，水流量達到1500立方米/秒。
在人民美好的想象中，這個工程完成後，廣漠、洪荒的幹旱地域將呈現出一幅瑰麗的圖畫，預計每年能增產糧食45億斤，發電30萬千瓦，可植樹造林2500萬畝，擴大草原1500萬畝，養牛25萬頭，養羊180萬隻，養鴨300萬隻，產魚600萬斤，有500公裡渠道可供通航。
如此巨大的工程，所需的勞動力自然是一個巨大的數字，甘肅省計劃抽調16萬人參與該工程，這些勞力將全部由工程受益區(定西10萬人、天水4萬人、平涼2萬人)承擔，在農忙期間抽調男全勞的40%左右，農閑期間抽調男全勞的70%-80%。
而在技術人員方面，省委幹脆把甘肅水利學校搬到瞭工地。在1958年3月，該校教職工與學生共260餘人就組來到瞭工地。而應甘肅省的請求，中國科學院地質研究所也派出瞭7名技術人員以及相應設備前來支援建設。除水利技術人員之外，省衛生廳還專門抽調瞭400餘名醫務人員以支持工程。
在工程所需的資金與物資方面，由於當時的大方針是所謂的“民辦公助”，因此中央與地方能提供的資金相當有限，其中國傢投資僅有200萬元，定西提供900萬元、蘭州市提供200萬元、天水提供100萬元。這實際上就意味著絕大多數資金與物資都需要以無償征集的方式從民間獲取。為此當時的甘肅省團委就在全省青年中開展瞭“獻金一元”活動，而如榆中縣甚至要求機關幹部將自己每月收入的20%-30%用於該工程，但最主要的物資來源卻是平調農村的物資。
但是該工程從一開始就埋下瞭失敗的隱患，由於為瞭趕工，水利建設時原本需要收集資料、查勘、論證等正常的工作程序被認為是“陳規舊習”，轉而創造瞭“邊勘測、邊設計、邊施工”的“三邊”工作方式，僅僅6個月內就完成瞭5年半的任務，在當時還被稱贊為“思想解放”的成果。
其采用的是當時流行的“邊測量、邊設計、邊施工”方式，在沒有充分技術論證的情況下就強行上馬，完全忽略瞭該工程將面臨的諸多技術難題。
1958年6月17日，伴隨著“每畝增產300斤，增產21億斤糧食”、“隻要能把洮河引上山，要什麼我們有什麼”、“水不上山不結婚”等轟轟烈烈的口號，引洮工程正式動工瞭，其第一期工程是岷縣古城至定西大營梁段，包括環山渠線350公裡、隧洞23座以及作為引水入口的古城水庫。
由於缺乏大型設備，十幾萬被征集的民工隻能采用最原始的方式進行施工，依靠人力開山鑿石。
當時的工作環境之艱苦是今天難以想象的，為瞭炸開擋住水渠走向的巨巖，民工們要在山腹中開鑿藥室，然後填入炸藥，進行爆破。開鑿的洞子大約隻有1.5米高，民工彎著腰才能逬去，兩人輪班上陣24小時不停。為瞭安全，民工們在洞子崖壁縫隙中插瞭許多鐵片。這是專門用來報警的，一旦山體松動，鐵片就會掉下發出聲音。
石門峽到九甸峽，一連18峰，鬼門關、雪崖山、轉角崖、野虎崖、玉皇峰、老虎嘴，一峰比一峰險惡。工地長42公裡。河道設計在半崖上，距洮河水面180米。靖遠工區的共產黨員康映輝、共青團員李珍，兩個人腰拴一根長達一百多公尺的繩子，像壁虎一樣貼在崖上，他們放上釬子，一錘打下去，身子要晃蕩許多次才能打第二錘。就在這危險的環境中，人們爬上爬下，掄起過千萬次小心翼翼的鐵錘。半個月的時間，才在崖腰上劈開一條半尺寬的小徑。
除瞭技術設備的缺乏，工作環境的惡劣與食品供應的困難也令民工們苦不堪言。引洮工地上蔬菜等副食品的供應嚴重不足，甚至連基本的食鹽都出現瞭匱乏，重體力勞動瞭一天的民工隻能以饅頭、面片充饑。民工們也沒有房子可供居住，隻能住在潮濕的窯洞裡，由於缺乏燃料，開水的供應極少，更無法燒熱炕，施工點道路不通，隻能靠人力往山上背糧食。再加上工地上施工時間長，民工們經常是“兩頭不見太陽”，又動不動搞“夜戰”使人疲憊不堪。
在這樣的條件下，民工中間很快就出現瞭怠工與逃亡的現象，等等。在如此艱難的條件下，要在海拔1000多米的高山上修建一條“山上運河”，所遭遇的抵制與質疑可想而知，民工的怠工與逃跑從未停止。據統計，開工半年共有約9000餘人逃跑，有約1000餘人又被遣返工地，4000餘人跑回原籍，2000餘人在蘭州、白銀、玉門等城市打工，近1000人逃往青海、新疆等省外謀生，還有約900餘人下落不明。
1959年3月中旬，引洮工地實到民工16.9萬人，到7月初為止已逃跑2萬多人。然而這些民工大都來自受益區的旱塬百姓，後方的縣、公社、大隊與工地上的工區、大隊、中隊一一對應。民工一旦逃跑，後方黨政組織即迅速得到通知，會將逃到傢裡的民工再度送回工地，全傢也因其“為共產主義抹黑的逃跑行為”而飽受牽連。
通過行政手段控制住瞭民工的逃亡後，工程局黨委又於1958年9月提出瞭“苦戰一冬，大幹一春，確保每月完成一億土石方，1959年5月把水引到大營梁”的口號。但由於所定目標過大，加之施工中遇到炸藥、水泥等物資供應不足和山體滑坡、黃土滲漏等技術難題，施工步履維艱。據統計從開工到同年12月底僅完成總土方量的32%，總石方量的21.1%，共挖出平臺70.193公裡，渠道斷面3.26公裡。也就是說在6個月內僅完成瞭原定任務的30%，“五一”通水大營梁的口號自然也落空瞭。因此在1959年2月，上級又將口號改為“七一”通水大營梁，但作為渠首水利的古城水庫無法導流成功，這一口號同樣落空。
古城水庫在1958年9月1日正式開工，2萬民工先後在此勞動。1959年4月8日，古城水庫實施“土法”制截流，14日圍堰龍口合龍。但由於導流槽工程還沒開挖到設計斷面，致使導流能力不足，加之洮河水勢兇猛，沖垮決口，截流失敗，損失麥草80萬斤、鉛絲7.5噸、麻繩3.5噸等物資。
7月1日，古城水庫再次換用瞭“洋法”嘗試截流，但8月11日那天突降大雨導致洮河水位驟升，於12日再次決口，損失慘重，據估計沖走木料約1500公方，炸藥70多噸，糧食17000餘斤，其他物資價值約38萬元，淹死搶救物資的民工3人，毀民房1300間，田禾3800畝，受災居民4000戶，20000多人。古城水庫的再次決口不僅打斷瞭“七一”通水大營梁的計劃，還嚴重影響瞭民工情緒，逃跑現象更加嚴重，如天水工區一大隊一夜就逃跑瞭39人。
當年民工們在山上開鑿的窯洞，十幾萬民工就是居住在這樣的環境下
而隨著工程的施工進行瞭一年多，原本“邊勘測、邊設計、邊施工”的方式的惡果開始顯現，水利電力部技術委員會和三位蘇聯專傢來到現場視察後，得出瞭這樣的結論：
蘇聯專傢的話雖然頗為婉轉，但其對該工程的否定態度是顯而易見的。對此施工方的反應就是在“三邊”策略中又添上瞭一條“邊修改”。
這種令人啼笑皆非的舉措背後，是嚴重的工程失誤與物資浪費。在1958年11月25日，《甘肅日報》報導瞭這樣一則消息：
規模如此宏大的工程，就這麼輕率地變來變去。深劈之時，最大深劈竟達219米，最大一處開挖方量達2300萬立方米，數千民工站在崖頭幹瞭幾個月，簡直還看不出個眉目。事已至此，隻好又放棄深劈，重新恢復瞭部分隧洞。
同時工地上的糧食供應也出現瞭問題，從1959年春開始，饑餓就威脅著工地上成千上萬的民工，每日口糧的配額被一減再減，有的減到瞭每日半斤以來，有的則直接斷炊，開始用樹皮、野菜以及各種匪夷所思的“代食品”充饑。
如此折騰到1959年夏季時，整個甘肅省都已經是精疲力盡，在7月15日，甘肅省有位幹部冒著巨大的風險向中央報告稱：
然而由於風向急轉，呈交這份報告的幹部很快被打成瞭“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甘肅省的形勢又是“一片大好”。在這樣的氛圍下，甘肅省委再次將本就極為緊張的人力物力重新集中至工地，強調“引洮工程是我省英雄人民的偉大創舉，是大躍進的產物，它集中的反映瞭全省人民擺脫更窮更白面貌的迫切願望，和敢想、敢作的共產主義風格。隻準辦好，不準辦壞，隻準加快，不準拖延”。隨即在1959年八九月期間，引洮工程局黨委接連發出“反右傾、鼓幹勁、掀起施工高潮”的號召，在工程局機關、工區、大隊三級368名領導幹部中列為重點批判的對象119人，在850名脫產的一般黨員幹部中列為重點批判的對象112人。
在這樣的高壓之下，許多事情都發展到瞭荒唐的地步。比如從1959年11月起，由於糧食與副食品的匱乏，浮腫病開始在民工間大量出現，當時的工程局衛生處副處長認為這是“營養缺乏”所致。但他的言論立即被視為“右傾言論”，衛生處開始大肆批判所謂“資產階級主觀主義錯誤觀點”。人人自危之下，民工們連一句“吃不飽飯、活兒太重”之類的話都不能說，一旦被聽到，就會遭到批判鬥爭。
為瞭確保工程的進度，甘肅省委開始在各地持續抽調人力與物資。定西地委在1959年11月便決定增派勞力，隴西、岷縣、臨洮、靖遠各增加1萬人。12月時又要求將民工中的老弱病殘孕換為強壯勞力，臨洮再增6000人，通渭再增2000人。平涼專區支援瞭火硝六千斤、豬肉二千斤、粉條一千斤、毛巾、鞋22000雙(件)。張掖短短四天內就集中蔬菜四萬多斤，肉類一萬多斤，食鹽一萬多斤，硫磺、炸藥和各種機用油一百多噸，並有大批柳筐、棗樹種子等送往引洮工地。
但此時的甘肅省已經陷入瞭另一場危機，隨著1960年12月西蘭會議的召開，隨著領導層的變更，甘肅的亂象被逐漸揭露瞭出來，引洮工程自然也不能例外，其工程建設中諸如工程技術、糧食調運與安排、渠道設計、工具改革、工傷事故等錯誤陸續被揭發出來。
1961年4月22日，甘肅省委向水利水電部、西北局發出特急電報，指出引洮工程工作量很大且存在重大技術問題，請求水利電力部組織工作組協助解決。隨後在8月17日至22日，水利電力部在北京舉行座談會，經商議討論後同意甘肅提出的“引洮工程1970年以前不復工，古城水庫五年以後看情況的意見”。古城水庫的修建至此基本結束，民工和幹部大都返回原籍。1962年3月8日，甘肅省委第105次常委會議決定引洮工程徹底下馬，以加強農業生產。4月18日，省委向西北局報告，承認“當前對於工程量太大和技術沒有過關的兩大問題確實無法解決……技術上對防治大滑坡和處理大孔性黃土渠道滲陷等主要問題，都未得到解決的辦法”，因此決定徹底下馬。
引洮工程前後歷經三年的時間，在付出瞭耗費國傢投資1.5億元，使用勞力6000多萬工日，平調物資4314萬元，以及最為慘痛的2418人死亡、400人傷殘的代價後，最終以工程下馬而告終。
這期間洮河沿岸大量的原始樹木，在“就地取材”的方針指引下被大量砍伐用來制造木制工具、燒飯、取暖，極大地破壞瞭當地生態環境。高山斷崖、滾滾洮河以及用簡單工序制造出的炸藥、繩索、手工工具等增添瞭施工的種種危險，政治運動所帶來的改造、批鬥使挨打、自殺的人數驟升，簡陋的醫療衛生條件導致傷病員難以得到有效醫治，亦有因階段性缺糧、缺副食品而帶來的浮腫病甚至死亡，而傷殘民工們也較難得到有效的善後撫恤，許多傢庭因為傢中主要勞動力去瞭工地，留下孤兒寡母，當饑餓來臨時更無力抵抗的傢庭也不計其數，這一切都使得這一工程這也成為瞭那個時代甘肅人民最為沉痛的記憶之一。
引洮工程入水口的依存建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