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說有一個叫堯的帝王。他德行高潔，寬仁厚愛，使部下親近團結，令百官各盡其職，在他的治理下，百姓都過上瞭安定幸福的生活。堯老瞭的時候，要找人繼承王位，問百官推選人才。一個大臣推薦堯的兒子丹，堯卻說丹不道德；一個大臣推薦掌管水利的共工，堯卻說他太傲慢；大臣們不斷舉薦賢能，都被堯一一否定。這時有個大臣說，民間有個單身漢，他的父親心術不正，母親說話不誠，弟弟嬌縱傲慢，但他卻能以孝道與他們和睦相處，孝心醇厚，為人正直。他的名字叫舜。堯聽瞭後，決定考察一下舜。堯把兩個女兒嫁給舜，以此來觀考察他的德行，同時又把國傢政務交給舜，以此來考察他的能力。堯考驗瞭舜三年。看到舜在三年裡把各項事務處理得井井有條，堯對舜贊賞有加，最終決定讓舜繼承自己的王位。這就是我國歷史記載最早的“禪讓”。
01
上古時期的禪讓制總是為人所樂道，隨著西方所謂的民主制觀念的影響，不少人認為禪讓制才是中國最早的民主制，民主這一價值在我國早已有之，西方隻不過是後知後覺。
那到底是不是我國很早就出現類似禪讓的民主制，而思想早已領先於世界瞭呢？
關於我國古代禪讓制的記載，最早來源於《尚書》（約公元前1000年～500年）中的《堯典》、《舜典》、《大禹謨》，另外《論語》（約公元前540年～400年）以及《孟子》（約公元前250年～150年）等書也都有記載。
在《論語》的《堯曰》篇裡，堯對舜說“天之歷數在爾躬”，之後“舜亦以命禹”，這自然是禪讓時的說辭。
而第一次明確認為三者為“禪讓”關系的是《孟子》。
（這裡“唐”即唐堯，“虞”即虞舜）
按照《尚書·堯典》《論語·堯曰》《孟子·萬章》等儒傢經典的說法，禪讓的特征有三：一是出於在位皇帝的自願，而非他人挾持逼迫而為之；二是接受禪讓者必須德才兼備，受民眾擁戴；三是禪讓者和接受禪讓者必須不是同一個傢族的人。
對儒傢傳統學派來說，禪讓的真實性是毋庸置疑的，孔子、孟子對“禪讓制”都深信不疑。
有趣的是，另一位儒傢大師荀子，則否認禪讓制的存在。
荀子的學生韓非子則更加直接，說出所謂的“禪讓”，其實是弒君篡位。
據說曹操之子曹丕篡位時，以接受漢獻帝禪讓之名，舉行完儀式，回頭跟大臣們說：“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可見古代皇帝以“禪讓”之美名，來掩蓋“篡位”之事實，也不是沒有可能的。
02
堯、舜、禹都是上古時代的君主，從禹的兒子之後才建立夏朝，而孔、孟都是春秋戰國時代的人物，他們對堯舜禹的瞭解必然是來自古籍或者民間相傳的故事。
作為周遊列國的大思想傢，孔、孟見過各種各樣的政治鬥爭，也知道會有權臣篡位的事情，連他們的弟子都考慮到禪讓的不真，為何他們卻對禪讓深信不疑呢？
據記載，孔子二十多歲的時候，去拜訪老子，和老子討論堯舜的事情。老子說：
“子之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
一方面我們可以知道，孔子在二十多歲的時候就已經推崇堯舜的禪讓事跡，而另一方面，老子對禪讓的看法也僅僅表示“人骨皆朽，獨其言在”，並沒有對孔子的觀點十分肯定。
考慮到思想的階級性，就必須考察提出思想的人所處的社會地位和生產生活關系。
堯、舜是否真的禪讓，必須從當時的歷史條件去考察，而孔孟對禪讓的思想的推崇，也必然離不開他們所生活的時代和自身所處的階級。
03
在堯、舜的遠古時期，人類社會都是以部落或族群的形式進行生產生活，生活資料主要依靠的是狩獵、采集、捕魚等方式，隻有極少量由耕種田地而得來，因此遠古時期生產力水平十分低下。
依照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觀點，由於生產力水平過低的緣故，導致難以有多餘的物質財富積累，也就難以出現一個占據大量剩餘物質財富的階級，階級分化還不明顯。
所以雖然上古時期有堯、舜一類稱王的人物，但實際上對於一個部落或者族群來說，基本上人的政治地位都是平等的。
畢竟在一個吃瞭上頓沒下頓的時期，一個統治者的驕奢淫逸必然會導致族群中多數人挨餓死亡，族群也難以維持下去。另一方面，即使沒被餓死，大多數人也會為瞭活下去而分崩離析，由於那時的生產工具就是人的雙手和一些簡單的工具，食物來源也可以依靠采集狩獵，所以部下對王也無需太多的依附性。
著名歷史學傢呂思勉先生也說，原始時期的政治制度普遍是民主的。
無論是經濟還是歷史層面，都能說明堯、舜時期確實有極大可能是以禪讓制為主，但這一禪讓制並不是孔、孟所說的依據君主的高尚，隻不過是那個時期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所導致的歷史必然。
04
那孔、孟為什麼這麼執著於推崇禪讓呢？
孔子“十五而志於學”，在其少年時代就立志於學習禮樂、“六藝”、《春秋》、《周易》，並對“周禮”和“禮儀”等掌握得十分熟練。
青年時期，孔子決定致力辦學，培養更多懂“禮”的賢人，孔子“三十而立”，實際就是開辦教育，培養人才的決心，希望以此逐步恢復“周禮”。
中年時期，孔子做中都宰時，把曲阜城治理得欣欣向榮，並說“禮，是古代先王承襲天道來治理人情……聖人制定禮樂制度來示范百姓，天下的國傢可以通過禮來走上征途”。孔子認為恢復禮制是迫切的第一要務。
可見，“禮”已經成為瞭孔子一生的信仰，希望引導人們恢復“周禮”，以“禮”治天下。
孟子早年周遊列國，晚年修訂六經，宣揚“仁政”，最早提出“民貴君輕”的思想，被人們稱為“亞聖”，繼承和發揚瞭孔子的思想學說。
孔子生於春秋，孟子生於戰國，雖然沒生活在同一時期。但孟子把孔子看做是自己心目中的聖人的代表，是非常完美的古代先賢，孟子認為所有的聖賢都比不上孔子，孔子是儒傢理想人格的化身，對孔子推崇備至。可以認為孟子是繼承瞭孔子的信仰的。
事實上，孔、孟的思想理念中，都透露著一絲客觀唯心主義的氣息。雖然當時“禮制”確實能給國傢和百姓帶來和諧的生活，但他們對待“禮”的態度，更多是一種教條化的制度，而非依賴於現實物質生活和物質生產力的制度。由此而來的國傢繁榮，更多是得益於“禮”制中所帶來的“依法治國”的理念，有效減少瞭由執政者隨性而為所帶來的不幸。
孔、孟都年幼喪父，兒時傢庭貧困，對貧苦人傢的生活都深有體會，對百姓的疾苦深有同情。孔子言“苛政猛於虎”，孟子言“民貴君輕”，他們產生瞭對社會“大同”的向往，產生瞭“天下為公”的儒傢思想，這是每一名致力於為百姓謀取幸福的人的志向。作為誕生於封建制度初期的人物，孔、孟的思想已經十分進步，再加上漢代“罷黜百傢，獨尊儒術”的政治加冕，使得孔、孟成為瞭“聖人”和“亞聖”。
至於遠古時期禪讓制度是否可行、是否民主、是否能真的促進社會進步、實現天下大同，儒傢禮學也沒有建立客觀實在的物質依據和理論依據，而僅以“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之言，把鍋都甩給瞭“天道”、“人道”之說。
最後，對於我國民主思想是否真的就先於世界，就借歷史學傢呂思勉所說：
“有人舉此等民權遺跡以自豪，也是可以不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