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時期，不少人為中國人口太多而憂心忡忡。媒體上盛傳一句話：“錯批一個人，多生三億人”，就是說，因為批判瞭經濟學傢馬寅初的《新人口論》，才造成瞭人口過多以致拖累經濟發展的社會問題。有的文章直接向那個時代的最高領袖追責，認為毛澤東要為錯批馬寅初而造成決策失誤負責，甚至聲稱其“代價”需要整個中華民族用100年的時間來償還。
但是，有一本書告訴大傢：“歷史不是這樣的。”這本書是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國傢計劃生育委員會專傢委員會委員——梁中堂歷時十餘年完成的專著《馬寅初考》（中國發展出版社出版，2015年）。為完成該書的寫作，梁中堂詳盡收集瞭《光明日報》《北京大學校刊》《新建設》等和批判馬寅初的文章有關的雜志，以及為馬寅初平反的相關資料。該書對歷史事件進行瞭嚴肅仔細的分析，凡資料來源均給出出處並作出相應的註釋和說明。
這本書告訴瞭我們什麼歷史事實呢？（感興趣而時間不多的朋友也可以讀一下梁中堂在《中共山西省委黨校學報》2011 年 10 月發表的《馬寅初事件始末》，如有人發現該書或該文所述有不實之處，望立即指出，以免誤傳。）
第一，馬寅初是在中共和毛澤東提出計劃生育的主張之後，才有瞭人口問題的發言和“新人口論”的，並非毛澤東接受馬寅初的建議才實行計劃生育，更談不上馬寅初提出該主張後遭毛澤東的拒絕和批判。
在剛解放時，節制生育被當作馬爾薩斯主義的主張，故無人提及。但很快黨和國傢領導人對於群眾避孕和節育的態度就發生瞭轉變。1953 年後，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共領導人都表達瞭支持節制生育的態度，衛生部也開始舉辦機關幹部避孕知識講座宣傳節育知識，安排避孕藥具的銷售工作。這顯然不是哪個個人的行為，而是反映瞭中共領導層已形成的共識。以當時的領導結構可知，這個共識必定是在最高領袖毛澤東的領導之下形成的。
馬寅初在解放前曾主張節制生育，但在解放後也不再提這方面的主張瞭，直到看到中共領導層的這個態度後才再度提出這個問題。最早提出節制生育的民主人士是邵力子，他在1954 年9月全國人大會議上提出瞭避孕問題。馬寅初是在1955年7月全國人大會議上第一次公開談論人口問題，遇到不少代表的反對，引起熱烈爭論，他收回瞭自己的發言稿。爭論雙方的主要當事人都是民主人士。
1956年的中共八大，關於節制生育的主張已經明確。毛澤東在 1957年2月27日最高國務會議上專門講到瞭這個問題。他說：“我們這個國傢有這麼多的人，這一點是世界各國都沒有的。它有這麼多的人，六億人口！這裡頭要提倡節育，少生一點就好瞭。要有計劃地生產。我看人類自己最不會管理自己。對於工廠的生產，生產佈匹，生產桌椅板凳，生產鋼鐵，他有計劃。對於生產人類自己就是沒有計劃，就是無政府主義，無政府，無組織，無紀律。（毛主席這個話引起全場大笑）這個政府可能要設一個部門，設一個計劃生育部好不好？（又是全場一陣大笑）或者設一個委員會吧，節育委員會，作為政府的機關。人民團體也可以組織一個，組織個人民團體來提倡。因為要解決一些技術問題，設一個部門，要撥一筆經費，要想辦法，要做宣傳。”正是毛澤東的這番講話，使整個社會改變瞭對節制生育問題的看法。
毛澤東講話後，馬寅初馬上給予回應：“我聽瞭兩次毛主席的談話，他對中國人口問題有深刻的瞭解，也有很正確的地方，他主張我們中國人口控制在六億左右。” 為回應馬寅初的發言，毛澤東在大會“結束語”中，又說：“人類要自己控制自己，有時候使他能夠增加一點，有時候能夠使他停頓一下，有時候減少一點，波浪式前進，實現有計劃的生育。這一條馬寅老講得很好，我跟他是同志。”正是在毛澤東講話的鼓勵之下，7月5日，馬寅初以全國人大會議上書面發言的方式在《人民日報》發表瞭《新人口論》。毛澤東講話中也提到：“從前他（指馬寅初）的意見沒有放出來，有人反對，今天算是暢所欲言瞭。”可見，之前馬寅初的主張受到的反對並不是來自中共，更不是毛澤東。
第二，馬寅初在1958年至1960年期間確實受到批判，但並非來自中共領導層的安排，特別是在人口問題上，從來沒有受到毛澤東的批判。
1958年，在當時“插紅旗，拔白旗”、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政治氣氛下，各大學興起瞭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熱潮。北京大學當時擔任著各個系的系主任、教研室主任、教授的，基本上都是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都無例外地受到瞭師生大字報的批判。馬寅初也難以避免。馬寅初作為經濟學傢，受到批判的是他的著作《我的經濟理論、哲學思想和政治立場》，其中作為附錄收入瞭《新人口論》。被批判的首先是他在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問題上的一些觀點，也波及到他的人口理論。《光明日報》以“選自北京大學的大字報”的方式參與瞭這場批判，也刊登瞭馬寅初反批評的文章，在1959 年年底到1960年年初，隨著馬寅初的反駁文章在《新建設》上的發表，又形成瞭一輪爭論和批判的高潮。
雖然爭論雙方的文章都得以發表，但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批判一方確實呈壓倒聲勢，但是並無證據表明這個批判來自於中共高層的指令。事實上，無論在反右運動中，還是在後來的“文革”中，馬寅初都是受到保護的。（筆者註：據別的資料，在反右運動中，周恩來直接出面保護過馬寅初；在馬寅初受到批判聲勢最大的時候，周恩來也勸說過馬寅初做一些自我批評的姿態以平息群眾批判的勢頭，明顯出於保護之意。）正因為這樣，兩次批判馬寅初的浪潮都不瞭瞭之；直到文革及文革後，馬寅初始終享有國傢領導人（行政三級）的政治地位及相關待遇。
梁中堂的文章，使得幾十年來媒體宣傳在人們頭腦裡繪就的歷史圖像褪去瞭人為抹上去的色彩，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任何虛假的捧高和貶低都經不起歷史的檢驗，這促使人們重新審視新中國建國以來的人口政策，也促使人們回過頭來再認真看一看毛澤東的人口理論。
毛澤東第一次鮮明地闡述瞭自己的人口觀，是在新中國成立前夕，為批駁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的白皮書所寫的《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一文。艾奇遜在白皮書中為瞭為美國在華政策的失敗辯解，采用瞭馬爾薩斯的理論（該理論認為，生活資料按算術級數增加，而人口按幾何級數增長，因此生活資料的增加必然趕不上人口的增長，隻有通過饑餓、繁重的勞動、限制結婚以及戰爭等手段來消滅社會下層，才能削弱這個規律的作用），他說：“中國人口在十八、十九兩個世紀裡增加瞭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負擔的壓力。人民的吃飯問題是每個中國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個問題。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瞭解決。”艾奇遜在這裡不僅在為美國和國民黨的失敗辯解，而且還預言：“中國是毫無出路的，人口有瞭四億七千五百萬，是一種‘不堪負擔的壓力’”，“國民黨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共產黨也不見得能解決這個問題”。毛澤東以他特有的犀利語言駁斥道：“革命的發生是由於人口太多的緣故嗎？古今中外有過很多的革命，都是由於人口太多嗎？中國幾千年以來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於人口太多嗎？美國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也是由於人口太多嗎？艾奇遜的歷史知識等於零，他連美國獨立宣言也沒有讀過。”並且豪邁地回敬道：“中國人口眾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辦法，這辦法就是生產”，“革命加生產即能解決吃飯問題”。“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隻要有瞭人，什麼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
毛澤東的這些論斷，以對“人”的價值的高度尊崇而與馬爾薩斯理論根本對立，這正是毛澤東人口理論的核心，是“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的歷史觀在人口理論上的體現。新中國成立後，隨著人口死亡率，特別是新生兒死亡率的快速下降，1952至1957年出現瞭解放後第一次人口增長高峰。然而，艾奇遜 “人口危機”的預言並沒有發生，相反，生產的快速發展，使人均國民收入有瞭明顯增加，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就業情況都有瞭顯著改善。中國共產黨“革命加生產”的偉大實踐宣告瞭馬爾薩斯人口論的破產。
馬寅初曾經認為：“解放後，各方面的條件都好起來，人口的增長比過去也加快瞭。近幾年人口增長率已達到千分之三十，可能還要高，照這樣發展下去，50年後中國就是26億人口，相當於現在世界人口的總和。由於人多地少的矛盾，恐怕中國要侵略人傢瞭。要和平共處，做到我不侵略人傢，也不要人傢侵略我，就非控制人口不可。”這實際上還是受著馬爾薩斯人口論的影響。這句話，受到瞭毛澤東的嚴肅批評，馬寅初也公開作瞭自我批評。
毛澤東贊成計劃生育，是以一種積極的方針使人口的發展與經濟的發展相適應，同物質的生產協調起來。與那種用消極悲觀的態度看待人口增長，純粹把人口當成包袱，甚至宣揚“多生一個就必然多一份負擔，少生一個則多一份勝利”的觀點不同，毛澤東主張人口的發展要根據社會發展的實際情況，有時候增加一點，有時候停頓一下，有時候減少一點，波浪式前進。對於人口稠密的地方，要少生一些，在人口過少的地區，則要多生一些；在一些少數民族地區，“人口要增加些才好”，有利於民族平等。在宣傳計劃生育的同時，毛澤東始終堅持“生產力是最革命的因素”，而“生產力有兩項，一項是人，一項是工具。工具是人創造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之所以要提倡和宣傳計劃生育，是因為人類對於自身的發展還處於“必然王國”，“還完全不自覺”，特別是在文化程度普遍還不高的中國，人們還受到舊社會“多子多福”傳統觀念的束縛。放任自流，任其“在生育上完全無政府主義是不行的”。但毛澤東相信：“人民有文化瞭，就會控制瞭。”
和其他一些人主張節制生育的想法根本不同的是，毛澤東始終把計劃生育看作人民群眾自己掌握自己命運的事情，而不是把人民作為治理的對象以行政手段強制推行。他反復告誡政府工作人員：“我們應當根據人民的要求，作出適當的節制生育的措施。這個工作的推行，應當得到人民的自願合作。”作為政府，要做的事，就是宣傳教育，啟發群眾的自覺。他主張把計劃生育的內容編成小冊子，挨傢送，把宣傳教育工作做到千傢萬戶。他還說：“我主張中學要上課，要教育怎麼樣生孩子，怎麼樣養孩子，怎麼樣避免生孩子，要生就生，要不生就不要生。”他相信，經過宣傳教育，群眾認識到計劃生育對國傢、對個人的好處，就會有自覺的要求。他說：“人民有沒有這個要求？農民要求節育，人口太多的傢庭要求節育，城市、農村都有這個要求，說沒有要求是不適當的。” “在許多人口稠密的城市和鄉村，要求節制生育的人一天一天多起來瞭。”與此同時，毛澤東還要求有關部門為群眾實行計劃生育創造便利條件。他主張避孕藥不收費，還說：“避孕藥和避孕工具不要錢還不行，還要送貨上門，不然，不好意思去拿。”真是到瞭體貼入微的程度瞭。
在這樣的方針下，中國的總生育率自1965年起逐年下降，從1965年的6.38下降到1978年的2.94。（總生育率，是指在育齡期間每個婦女平均生育子女數。人口學界將總生育率2.1作為世代更替水平，一旦達到更替水平，出生和死亡將逐漸趨於均衡。總生育率低於2.1則視為低生育率。）
值得指出的是，在毛澤東逝世後，在媒體大呼“人口壓力”，盛傳“錯批一人，多生三億”的輿論下，從1979年開始，全國不分城鄉地推行“一胎化”生育政策。梁中堂研究員當時對“一胎化”的發展趨勢進行瞭測算，“認為我們這麼一個人口大國采取如此激烈的生育政策，必然迅速導致我國人口老化。”他作瞭如下分析：“60年代到70年代大約十年的人口占據我國總人口的比例特別大，這部分人在當時正開始進人婚育年齡，實施‘一胎化’生育政策的對象和主體正是他們。如果實行二三十年的‘一胎化’，當他們陸續進人到60歲的時候就是人口統計上人口老化上升最快的時期。屆時必然出現勞動力供應緊張、兵源不足、傢庭結構四二一等等現象。總之，極為嚴厲的生育政策會帶來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後果。特別重要的是，我國還是一個以農為主的國傢，農業生產處於個體勞動階段，農村社會化程度相當低，隻許農民傢庭生一個孩子無論對於個人或者國傢來說都不是一個好事情。”（見《社會科學論壇》2010.9）但是他的意見未獲得采納。事實上，查人口數據，我國在1991年總生育率已經降到更替水平的2.1，至今已持續30年的總生育率下降勢必造成人口老化等嚴重社會問題。（2020年的人口普查得到總生育率僅為1.3，低於國際公認的“高度敏感警戒線”）
在這個過程中，更應該引起反思的，是那種行政手段的強制做法。有的地方甚至出現國傢計劃生育委員會前主任王偉在一次會上所講的“用野蠻的辦法，抄傢、封門、砸鍋、扒房子、毀壞莊稼、牽走牲畜，破壞群眾的基本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甚至圍村突擊，拉人遊街、變相監禁群眾、株連親屬、鄉鄰等。”相比一下，以前的計劃生育工作，都是提倡性的。1973年擔任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組長的華國鋒就明確說:“我們要多從宣傳教育著手，解決人的思想認識問題，不要訂一些條條框框限制，不要強迫命令。有的地方規定，不按計劃生的不報戶口，這不行。”（這當然是貫徹瞭毛澤東的指導思想）可是在僵硬的行政命令及高額罰款下，出現的是幹群之間的嚴重摩擦以及超生遊擊隊之類的怪現象。
在對建國以來的人口政策作瞭認真反思之後，梁中堂嚴肅地指出：“婚姻、生育之類的事情都屬於每一個人的基本權利。”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新中國的建立，讓中國人民從此獲得瞭婚姻和生育的自由，也就應該享有自主決定婚姻、生育的權利。
林之辛 2021,1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