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乙酉正月初五亥時，一代人傑全祖望誕生於今海曙區月湖西岸的桂井街全宅內。
全祖望故居
全祖望（1705-1755），字紹衣，小字補，號謝山，別號雙韭山人，鮚埼亭長，孤山社小泉翁，人稱謝山先生。全傢原為望族，在清初，全氏祖輩參與抗清復明活動，與張蒼水、錢肅樂沾親帶故，後抗清失敗，傢破人亡，到他出生後，雖社會已由穩定而“盛世”，但全傢已傢道中落，趨於清貧。但先生天資聰慧，一生勤學、精通博史。他四歲能解《四書》、《五經》，七歲能讀《資治通鑒》，人稱神童。
全祖望故居
先生一生博學多達，奈何命途多舛。十九歲由督學王蘭生推選入京，見當時侍郎方苞。雍正十年（1732年）中順天鄉試，當臨川翰林李紱看到全祖望的考卷都為之驚嘆，曰：“此深寧、東發後一人也！”是年八月其妻張氏因難產而死。雍正十三年（1735年）續娶滿洲學士春臺之女曹孺人為妻，傢貧，典當二萬卷書於仁和黃堅倉。乾隆元年（1736年）中三甲第三十六名進士，賜‘同進士出身’，時年三十二歲。初為庶吉士，不久受權貴排斥，散館歸班，乾隆二年九月回鄉，專心著述，授徒為業。應紹興太守杜甲之請，任蕺山書院山長，因杜甲傲慢，不久辭去，又主講過廣東高要端溪書院。為謝山學派創始者，弟子有董秉純、盧鎬、蔣學鏞等。乾隆二十年(1755年)，六月底，全祖望不復能言，日夜作鼾聲如睡，七月二日，聲漸微，卒年五十一歲。
先生雖貧病而著述不輟。他37歲時三箋《困學紀聞》,42歲時補輯《宋元學案》,45歲至48歲的晚年仍朝夕不倦地七校《水經註》。臨終前還自編文集。他提出的“學貴自得、融會百傢”的思想有著豐富的內涵，堪稱其一生的學術總結。他特別反對一味拾人牙慧、步人後塵，或墨守一傢、囿於成說，從而失去自己獨立思考的品性和學術創新空間的做法，贊譽元代吳澄的學術兼收朱熹、張載、呂祖謙、陸九淵之長，治學不墨守一傢，而是“以求自得，不隨聲依響以為茍同”。在他看來，自得之學當是汲取百傢之所長，再經過自己悉心揣摩、加以融會，從而獲得屬於自己的真知。全祖望還把自己所主張的自得之學與兩種虛假的“自得之學”區別開來，並對它們進行瞭批判。其一，脫離真知的“自得”即那些“稍有所見，即以為道在是”的“自得”，實質是蹈虛空言，被先生斥為遊談無根之學。其二，以他人之見矜為“自得”即以掠人之美為“自得”。針對以上兩種積弊，全祖望提出“躬行”實踐的主張。他認為既然有蹈空虛說之存在，則“論人之學，當觀其行，不徒以其言”（《外編·碧止楊文元公書院記》），強調不能僅據其人之言而論其學，應當在實踐中對其學說進行考察。自得之學，必須驗之於躬行。
這種精神，滲透在全祖望一生的學術實踐之中。他為黃宗羲輯補《宋元學案》，堪稱是貫徹其學術宗旨的典范。全祖望對《宋元學案》的續修工作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在內容上有所增補。《宋元學案》共有91個學案，其中屬於全祖望增補的共計32個，凡33卷，約占全書所立案卷的三分之一。經他增補之後，宋元學術的主流與支流均得到充分反映，學術思想發展的面貌更為全面。二是對黃宗羲的原本加以“修定”、“次定”、“補定”，考訂其中的失誤。全祖望不為黃宗羲的失誤隱諱，明確地指出原書中存在的不足，在各學案中不存門戶之見，客觀敘述各傢各派學術利弊得失，達到瞭融會百傢的目的。清代文學傢全祖望。三是完善瞭學案體例。全祖望將史“表”運用到學案體裁之中，每一學案內先立《學案表》以揭明學術源流，這是一個創舉；同時增訂並精心撰寫《序錄》，概括評價各派學術。他在對待各學派的態度上比黃宗羲更為開放，持論往往較黃宗羲更為博大平恕。經過全祖望續修的《宋元學案》，不僅成為中國學術史著作成熟的標志，而且反映出融會諸說、不定一尊、註重獨創的治學精神，深為學者所推崇。此外，全祖望七校《水經註》、三箋《困學紀聞》的學術實踐，也是對其學貴自得、融會百傢治學思想的最好註解。正因為如此，全祖望對於清代學術風氣的轉變所起的作用至為關鍵，而他的思想認識以及學術見解，對於今天的學者治學也不失為一種有益的借鑒和啟示。
全祖望還寫瞭不少傳記散文。碑銘如《忠介錢公第二碑銘》、《二曲先生窆石文》、《亭林先生神道表》、《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前侍郎桐城方公神道碑銘》、《厲樊榭墓碣銘》等，是記敘清代重要人物和學術文藝的重要文章。傳論如《莊太常傳》、《陳同甫論》、《明莊烈帝論》，記序如《浦陽江記》、《梨洲先生思舊錄序》,簡帖如《心喪□子答鄞令》,以及其身後門人所編文集《外編》中的《查初白先生墓表》、《梅花嶺記》、《華氏忠烈合狀》、《屠董二君子合狀》、《江浙兩大獄記》等文，也 都不是尋常之作。
他的文章別具特色，有著一種雄壯之美，是當時文壇的一朵奇葩。章學誠先生在<乙卯雜記>中談及《鮚崎亭集》時，說全氏的文章“蓋於東南文獻及勝國遺事尤加意焉，生承諸老之後，淵源既深，通籍館閣，聞見更廣”。蓋謝山的學問“如百尺樓臺，實從地起，其功非積年工力不可。”有這樣深厚的學問作底子，全先生的文章自然是能夠抗得住“大題目”的。全祖望的詩歌多註意評騭人物，表彰忠義，筆較質直。如《梅花嶺記》這篇文章，今天我們重點來介紹一下。
這是在明亡百年以後，全祖望登上梅花嶺，懷著崇敬的心情，用飽蘸感情的筆墨記敘瞭史可法以身殉國的悲壯事跡，歌頌瞭他舍生取義、視死如歸的忠烈行為和崇高的民族氣節，用文字為這位大義凜然的民族英雄樹立瞭一座不朽的豐碑。其中有一段是這樣描寫的，“順治二年，清兵圍江都，史可法見大勢已去，不願落入敵手，甘願殉職。並將這個艱巨的任務交給瞭副將史德威。城破的時候，史可法想要自刎，然被手下將士抱住。這時，“忠烈大呼‘德威’，德威流涕不能執刀。”於是，大傢簇擁著他拼死突圍。目睹部下一個個倒瞭下去，“忠烈乃瞠目曰：‘我史閣部也。’”清軍統帥和碩親王多鐸以“先生呼之，勸之降”，史可法“大罵而死”。讀這一段，每每使人熱血沸騰，英豪之氣頓時充斥全身。尤其是忠烈“瞠目”之一喝，真是如臨其境，如聞其聲。
縱觀《梅花嶺記》一文，我們可以看出其章法嚴謹，全文緊扣史可法的英勇就義，並按就義前、就義時、就義後的順序寫，最後對就義加以議論，總結全文。文章處處照應梅花嶺這個地點，註意選取史可法事跡中典型性的細節表現史可法的精神。文章議論顯得比較含蓄，言近旨遠，令人回味。 讀那個年代的文字，不是桐城文派的納“義理”、“考證”於“文章”，就是如隨園老人之講求性靈。雖然各有佳處，然很少有“上得萬言書，寫活真豪傑”這樣的“大手筆”。而讀到全祖望的文章，卻會使人們眼睛為之一亮。
文章贊頌瞭史可法忠於職守、慷慨就義的高貴品質和廣大愛國群眾反抗強暴、誓死不屈的崇高氣節，並對洪承疇之類的漢奸作瞭無情的諷刺，抒發瞭作者的民族意識。主題明確，感情深沉，寓褒貶於客觀敘述之中，語言含蓄精練，富有感染力。嚴酷的文網迫使作者避實就虛，巧構思，精剪裁，對史可法的戰鬥經過簡略記述，而用大量篇幅記述其語言、行動和有關傳說，通過正面描寫和側面烘托陪襯的方法，以塑造抗清義士的高大形象。文章敘議結合，記敘部分以突出史可法的民族氣節，生動傳神；議論的文字則揭示其殉難的意義，深化瞭文章的主旨。由此可見他的文章，情感強烈、愛憎分明、筆調誇張，雖與那個時代的主流學術是頗有些距離的。然而，正是這種充滿情感的寫作，才使他的文章膾炙人口。
他一生勤學善思、精通博達，其人生雖仕途坎坷，但人品卻冰清玉潔，以耿直清正的品格和汪洋恣肆的才情，構成瞭德才皆備的人格，成為瞭浙東人民敬仰的先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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