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己過去多年,在“文革”前夕的兩篇史評文章,因其“政治影響”深遠而讓人難忘。一篇是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篇是戚本禹《評李秀成自述》(註：對此筆者另有小文介紹)。當時筆者年幼似懂非懂，而在此後的閱讀中始終留心著有關這兩篇文章的內容和背景，不斷獲得新識，如今閑來對這些“舊事”一述：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所發的“評海端罷官”一文，被史傢稱之“文革序幕”。姚文刊出20天後，該報出人意料在四版醒目位置刊載篇署名“馬捷”的批駁文章（“馬捷”原名馬以鑫，是位如今天韓寒一般的高中生，喜弄筆墨，他在見姚文牽強捏造必然性便用四五個小時一氣寫成《也談海瑞罷官》〕。文章開首就以三個不可置疑的排比設問展開：“姚文元同志口口聲聲抓史料，以為海瑞是作者編造出來的“假海瑞”，我們要問明代史上有海瑞嗎？海瑞是否為當代人民做瞭些好事(不管是客觀地還是主觀地)？海瑞是否做過封建官僚不肯做的也不願做的事呢？這些問題,姚文元同志經過研究史料當然是會給予肯定的回答”。最後馬文措辭尖銳說道“斷章取義地引用他人文章 ,斷章取義地分析作品其卑鄙程度,是令人詫異的”。
特別提示：本文最後有姚文遠和張春橋在文革發跡前居住的舊址視頻鏈接 ： 香山路 時年 解放日報和盧灣區政府的幹部住宅樓。
圖為1965年11月10日《人民日報》轉載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版面。這一對歷史新編劇《海瑞罷官》的批判之後波及文藝、史學、哲學等各界，從而成為規模空前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然而該文的刊出，實是張春橋一計，是其個性陰險毒辣的又一次表現。在發姚文後，張春橋就要求《文匯報》註意批駁性來稿以“引蛇出洞”。接馬捷來稿後，報社便約其改稿，由總編接待並告以改稿要求，但馬的出現讓張春橋先喜後失望：失望等來個中學生；而馬改稿中又誤解總編意圖反刪鋒芒畢露之辭。最後由張春橋決定《文匯報》還是發瞭馬捷的原稿。
發馬捷原稿時配以的編者按稱：“為瞭開展百傢爭鳴，通過辯論，把《海瑞罷官》這出戲和它提出的一系列原則問題弄清楚，促進社會主義文化繁榮昌盛。我們熱烈歡迎廣大讀者繼續來稿來信，各抒己見，參加討論······”現在我們才知道這段“編者按”是張春橋和姚文元兩人逐字逐句推敲出來的，並且將之連續重復刊登六天，創下報刊史上罕見的紀錄(除廣告才能有如此重復刊登)。當時文化界人士受已開展的“文化批評”影響，如：史學對周谷城、哲學對楊獻珍、文藝對電影《林傢鋪子》的批判，文藝界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人們是多有餘悸而不願作聲。
現在馬捷在先，於有剪伯贊、周揚等也撰文鳴放，不料紛紛中箭落馬·····馬捷也歷經瞭“反動學生”的磨難歷程。吳晗更是在此打擊下遭受不幸。由此開始瞭漫漫十年文革浩劫，姚文元及他這篇史評也因其“血腥”被釘於歷史的恥辱柱上。
圖為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張春橋和姚文元
圖為 “文化大革命”高潮時時期的照片。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間隙，毛與姚文元與戚本禹等文革小組成員在一起合影。
下圖是粉碎四人幫後，姚文遠在庭審時的照片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文匯報》發表“震撼全國”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後，時為上海師范學院中文系的代課教師（註：非在編教師）姚蓬子（姚文遠之父，早年加入“左聯”後脫黨，與中統頭目徐恩曾有過密切交往）在與系裡同事說：“我替他翻瞭些書，提供瞭些資料。”這話說得挺“謙虛”，但卻是炫耀。當年這篇“揭開文化大革命序幕”的文章，其實總共改寫瞭九稿，前七稿是在極秘密狀態下進行。
今天威海路910弄林邨51號，是姚篷子早前置辦的住所。上海解放不久，姚文元就離傢搬到當年是盧灣區團委宿舍去住瞭，即香山路2號。
說來也巧，就在這宿舍樓對馬路的香山路九號，就是當時《解放日報》社報社領導住在花園小樓。當年的張春橋就住9號裡小洋房內二樓的兩間正房，底樓住的是副總編王維。就這樣，當年姚文遠的宿舍距張春橋的住所僅幾十米。（註：本文後有筆者在此舊址拍攝的視頻鏈接，可點擊觀看）
1958年10月，《革命的無產階級無敵的戰士——談談（保衛延安）的幾個特色》，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這成為姚文元當時出版數本文藝評論小冊子之一，另兩本是《論文學上的修正主義思潮》1958年 新文藝出版社出版；《魯迅——中國文化革命的巨人》 1959年 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現在翻翻，這種打官腔的所謂“評論”，其實毫無價值。也就在此期間，離香山路不遠的思南路85號貼出瞭紅色“喜”字，是姚文元與時在盧灣區組織部工作的金英結婚瞭。
1962年，姚文元調《解放日報》社工作，隨後他就搬瞭次傢，遷入姚文元熟門熟路的：香山路九號《解放日報》宿舍：姚文元搬入的房間，就在當年張春橋傢的樓下。
也就是在此地：居住是香山路9號小樓時的姚文元接到瞭撰寫《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任務，於是他便在“絕秘狀態”下寫瞭一稿又一稿。期間他有空也會去武康路2號·時為市委寫作小組辦公地去透透氣，據事後徐景賢和朱永嘉等回憶說：姚文元有時會與組內有明史底子的學者私下進行些交流，平時不多言語。大傢知道他有任務但都不知詳情。就是如此這般，此稿的寫作就是在極隱密狀態下進行的。
與此同時，為保證文稿修改討論的意見不在長途電話中被“泄密”，就借在滬排演多部樣板戲之名，江青和張春橋南來北往頻繁接頭。
1965年6月華東局和上海市委的陳丕顯、魏文伯、曹荻秋等看到《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時已是此文近於最終的定稿。
很明顯，該文不是純粹的文藝評論，而是充滿瞭上綱上線的指責，如：“吳晗身為明史專傢不惜歪曲史實編造出一個完美形象的假海瑞,身為共產黨員不去提倡階級鬥爭,卻在鼓吹“清官救民”的封建論調。很明顯，吳晗是用自己資產階級觀點改造瞭這個人物” 如此評論在當時環境氛圍裡是極為嚴重的！後來事情的發展也確實如此，吳晗不久就遭到殘酷批鬥，含冤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