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從少年時期就開始經歷人生的大起大落。11歲時，經歷瞭龐大王朝元朝的覆滅和漢人政權明朝的建立。朱元璋去世時，方孝孺寫瞭《大行皇帝挽詩》：“睿哲君天下，恢弘德化新。宵衣啚治道，側席致賢臣。王氣金臺曉，仁風玉宇春。忽朝雲晏駕，率土淚沾巾。”可見他是充分擁護新政權的。這可以算是其人生“大起”之一。
洪武四年(1371年)，其四十六歲的父親方克勤受朝廷邀請應試為官，擔任山東濟寧知府，五年時間，成績斐然，有“循吏”之美稱。然陷身冤案，死於非命。這不得不說是方孝孺人生中的“大落”。
此後求學於明初大儒宋濂，獲得宋濂極致褒揚，認為其前途不可限量。此又可以稱“大起”。宋濂言道：“細占其進修之功，日有異而月不同，僅越四春秋而已英發光著如斯，使後四春秋，則其所至又不知為何如。以近代言之，歐陽少師、蘇長公輩姑置未論，自餘諸子與之角逐於文藝之場，不識孰為後而孰為先也。予今為此說，人必疑予之過情，後二十餘年，當信其為知言，而稱許生者非過也。”（《送方生還寧海（並序）》）
或許是宋濂的關系，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接見瞭二十六歲的方孝孺並試其才，算得上他小小的高光時刻。方孝孺其作《奉試靈芝甘露論》曾言道：“漢傢圖治策賢良，董子昌言日月光。自笑腐儒千載後，卻勞聖主試文章。”可見他當時的精神世界恰是一片“日月光”。
這篇《豫讓論》的所作時間不明，但據文章內容大概可以推測是方孝孺學成之後，雄心勃勃之時。此後方孝孺歷經瞭長達十六年的懷才不遇，直到建文元年受建文帝朱允炆重用。但建文朝隻有三年壽命，方孝孺緊隨著獻身於政治理想。
1、
且看文章開頭所論：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則當竭盡智謀，忠告善道，銷患於未形，保治於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為名臣，死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簡策，斯為美也。茍遇知己，不能扶危為未亂之先，而乃捐軀殞命於既敗之後；釣名沽譽，眩世炫俗，由君子觀之，皆所不取也。”（《豫讓論》）
在方孝孺看來，要建立功名、侍奉人主的士人君子，如果有幸運被人主稱知己，那就應該竭盡智謀、誠懇勸告人主，使得其禍患消滅於未發生之時，治安保全於未發生動亂之前，既使自己不受損害，也使人主沒有危害。如此這般，活著是著名的忠臣，死後是高尚的鬼魂，繼而流芳百世，照耀史冊，方為完美士人。
方孝孺為一種類型的士人君子下瞭一個定義，大概被其所侍奉之君王或諸侯稱之為知己的這類人，他認為他們為報答人主知遇之恩，應當做到一系列的高水平的成績。而無法做到這些方面的人，比如不能拯救主人於動亂發生之前，以至於主人失敗喪命之後才去獻身自盡的人，可以算得上沽名釣譽、迷惑世人的人，這在君子看來，是不足取的。
這段話非常莊嚴，有一股強大的不可質疑的氣勢。但是，按照此邏輯，如果我們回想歷史上的大人物，會發現符合這一標準的實在寥寥。薑子牙、管仲、孔子、張良、范增、諸葛亮、王安石，這些都可以算作曾經被各自君王非常倚重的人，可以稱之為君王“知己”式的人物，但做到“銷患於未形，保治於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的恐怕隻有薑子牙一個人，管仲大概也可以位列其中，但蘇洵的《管仲論》認為他要為齊桓公之後的齊衰形勢負責，頗有些爭議。
方孝孺為什麼有這樣的觀念？事實上，方孝孺和孔子一樣最推崇周朝的制度，對於此後的制度自然是瞧不太上的。他在《基命錄序》曾說：“後世人主，祖宗積壘之素，既不若古之人，之以僥取幸而欲守之以智力，縻之以權詐而欲傳之以法術，此秦隋以來之君所以隕性僨國（意為喪命亡國）者相屬也。數千年間，庶幾知商周聖王之用心者，惟漢高文二帝，唐神堯文皇，宋太祖太宗為然。”
顯而易見的是，方孝孺用這段話打頭陣的目的是為瞭引出本文的主人公，豫讓。就是說出千古名句“士為知己者死”的戰國時期著名刺客豫讓。
既然方孝孺已經在文章開頭對於一類士人君子大加鞭撻，結合豫讓的事跡，就能知道方孝孺對豫讓是持比較嚴厲的批評態度的。
他說：“蓋嘗因而論之：豫讓臣事智伯，及趙襄子殺智伯，讓為之報仇。聲名烈烈，雖愚夫愚婦莫不知其為忠臣義士也。嗚呼！讓之死固忠矣，惜乎處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觀其漆身吞炭，謂其友曰：‘凡吾所為者極難，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也。’謂非忠可乎？及觀其斬衣三躍，襄子責以不死於中行氏，而獨死於智伯。讓應曰：‘中行氏以眾人待我，我故以眾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我故以國士報之。’即此而論，讓馀徐憾矣。”（《豫讓論》）
這段話肯定瞭豫讓為其侍奉的晉國正卿智伯報仇的行為，稱其為“忠臣義士”，這也是所謂“愚夫愚婦”都認可的，但是認為豫讓的在死的方式上卻還有不忠的表現。
方孝孺主要舉瞭兩個例子。比如，豫讓曾在報仇過程中發生“漆身吞炭”的“極端“行為，為的是接近報仇的對象晉國卿族趙氏的傢主趙襄子，當時他曾經對朋友說過“我做的事情都特別難，我是想用這種做法使天下後世做臣子而懷有二心的人感到羞愧”的話。
據《史記·刺客列傳》記載，他說這句話前，其友還問他：“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為所欲，顧不易邪?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史記·刺客列傳》）
方孝孺舉這個例子，更多是為瞭渲染文章，所以他反問說這能說他不忠嗎？他認為接下來說的例子就能證明豫讓的不忠，當豫讓“漆身吞炭“準備在橋邊伏擊趙襄子，仍然被發現，趙襄子選擇寬恕他，並把衣服脫下由他三次“斬衣”來實現他象征性完成刺殺的行為，期間趙襄子還不解地問他，為什麼不為中行氏而死，卻單單為智伯而死？在侍奉智伯之前，豫讓是中行氏的傢臣，而豫讓回應說：“中行氏像對待一般人一樣對待我，所以我就要像一般人那樣去報答他；智伯把我當國士對待，所以我就要像國士一樣報答他。”
根據《史記·刺客列傳》可知，豫讓還曾是范氏的傢臣。更確切地說，當時豫讓說的是：“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不過，對於這樣的回應，方孝孺顯然是不認同的。
2、
方孝孺似乎抓住瞭豫讓言語中的一個“漏洞”，由此展開反駁，即“段規之事韓康，任章之事魏獻，未聞以國士待之也；而規也章也，力勸其主從智伯之請，與之地以驕其志，而速其亡也。郄疵之事智伯，亦未嘗以國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韓、魏之情以諫智伯。雖不用其言以至滅亡，而疵之智謀忠告，已無愧於心也。”（《豫讓論》）
段規是當時韓康子的策士，任章是魏恒子（此“魏獻”應為“魏恒”）的傢臣，方孝孺認為他們都未受到所謂“國士”的待遇，但是他們兩個人都曾力勸其主滿足智伯的貪欲，以促智伯眾叛親離，使其滅亡。比如面對智伯索取土地，任章曾對魏恒子說：“無故索地，鄰國必恐；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予之地，智伯必驕。驕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智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日：‘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戰國策·魏策》)段規也對韓康子說過類似的話。
而智伯傢臣郄（xì）疵看透瞭韓魏的計謀，他也沒有受到智伯的“國士”待遇，但依然向智伯提醒這一風險，盡管未被采納，但也無愧於心。
於是，方孝孺揪住瞭“國士”一詞來反駁豫讓，認為豫讓所做似乎並不及那些沒有被執政者或者傢主當作“國士”對待的傢臣或策士。尤其是在影響智氏興衰的關鍵事件中。
那麼，豫讓應該怎麼才能符合方孝孺眼中的“國士”標準呢：“讓既自謂智伯待以國士矣，國士——濟國之士也。當伯請地無厭之日，縱欲荒暴之時，為讓者正宜陳力就列，諄諄然而告之曰：“諸侯大夫各安分地，無相侵奪，古之制也。今無故而取地於人，人不與，而吾之忿心必生；與之，則吾之驕心以起。忿必爭，爭必敗；驕必傲，傲必亡”。諄切懇至，諫不從，再諫之，再諫不從，三諫之。三諫不從，移其伏劍之死，死於是日。伯雖頑冥不靈，感其至誠，庶幾復悟。和韓、魏，釋趙圍，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則讓雖死猶生也，豈不勝於斬衣而死乎？讓於此時，曾無一語開悟主心，視伯之危亡，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觀，坐待成敗，國士之報，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勝血氣之悻悻，甘自附於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豫讓論》）
方孝孺認為，首先，豫讓應該像郄疵那樣提醒智伯不能掉入向韓魏索取土地的陷阱中，以致韓魏趙三傢聯合反攻智氏。當然，豫讓大概也無法做到這一點，所以方孝孺認為豫讓應該至少“三諫之”，並且以死相逼。如此則可能使得智伯克制其行為，最終保全延續智氏的宗族。方孝孺強調豫讓在勸諫中死去比起“斬衣而死”要更有價值。但是在緊要關頭，豫讓似乎一點事情也沒有做，而是袖手旁觀。猶如春秋戰國的大部分時間裡，偏遠的越國人對於秦人的興衰毫不關心（這一點存疑）。當智伯死後，才終於抑不住身體的血氣，選擇成為刺客，這又有什麼可以稱道呢？方孝孺連說瞭兩遍“何足道哉”，可見他對自己的演算邏輯是相當自信的。
文章的最後一段話則找補瞭一些：“雖然，以國士而論，豫讓固不足以當矣；彼朝為仇敵，暮為君臣，覥（tiǎn）然而自得者，又讓之罪人也。噫！”（《豫讓論》）在趨炎附勢之小人與國士之間，方孝孺自認為為豫讓找到一個比較恰當的位置，不至於過譽，也不會貶低，似乎真正做到瞭“理中客”。
不過，關於豫讓的史料主要出自《史記•刺客列傳》，我們可能並不知道豫讓更多的信息材料，他到底有沒有像郄疵那樣盡到提醒的職責，他受到的所謂“國士”待遇具體又指什麼，這些可能都是不確定的。假如有更加具體詳細的史料傳世，無疑更有利於我們解釋豫讓報仇行為的細致邏輯。
但是，對於意圖發出新論的作者而言，這些內容可能缺少更好，對於他們來說，這些都是至關重要的邏輯突破口，是歷史“破綻”所在。他們可以利用這些“破綻”發表新論。這在蘇軾、蘇洵的史論文章中早就有明顯案例，前面提到蘇洵的《管仲論》，蘇軾的《賈誼論》、《晁錯論》等也都是典型的例子。
對於這類文章，與其說作者是在論析歷史人物，更應該說作者是在表達個人當時的政治觀點和態度。畢竟材料本身是殘缺的、不完整的，由此得出的結論難免是武斷的。既然如此，還不如徹底成為表現個人的舞臺，極力運用邏輯技巧、文辭以及個體的現實的政治生活經驗，由此至少能博得個才思敏捷、引發時人共鳴的文章美名。
此文便大膽豪放，頗能體現《四庫全書總目》評價方孝孺文章“乃縱橫豪放，頗出入於東坡、龍川之間”的觀點。
我們不妨以此觀察方孝孺的政治觀點，方孝孺是一個充滿“政治理想主義”之人，一如他推崇周朝體制。後來，當他被年輕的建文帝視為知己，以國士禮遇待之時，他們一道發動“建文改制“運動。從修建古書、聖訓的“省躬殿”到為殿內陳設撰寫銘文，從改城門名到改官名，以及還有恢復周代的井田制（古代的“土地國有”制度），以促復興周朝體制。
對此，後來的明學者、畫傢朱鷺在《建文書法擬》不忿道：“四年之間，今日省州，明日省縣；今日並衛，明日並所；今日更官制，明日更勛階。宮門殿門，名題日新，雖幹戈倥惚（kǒng hū），而曾不少休。一何擾也！”但對於建文帝、方孝孺等人來說，則可能至關重要。
有趣的是，《豫讓論》《深慮論》這兩篇方孝孺知名史論文，與他的現實人生際遇可以形成“互文”現象，有互相交錯，互相勾連，互相追問，互為註腳之感，引人深思感慨。作為建文帝倚賴的知己，在爆發“靖難之役”之時，方孝孺並沒有做到本文提到的“銷患於未形，保治於未然，俾身全而主安”，反而在朱棣大功告成，建文帝大概自焚的情況下，選擇瞭粗暴地與朱棣對抗的方式，以致激化瞭雙方之間的矛盾，被朱棣賜株連十族，倒有點他所此文中批評的”不勝血氣之悻悻”的意思。
唯一值得慶幸的一點可能是，據《明通鑒》記載，在朱棣將攻進皇城之時，方孝孺勸導驚慌的建文帝，說瞭“即事不濟，國君死社稷，正也”之類有骨氣的話，這大概也可以算是“已無愧於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