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二天早晨,我觀察一下我的旅伴,看見一個青年人和一個面目端正、留著一綹花白胡子的老人,坐在我對面呷著濃茶。那個青年很快就跟我攀談起來,先是客套一番,後來就不免談到瞭政治。我發現他妻子的叔叔是個鐵路職員,他是拿著一張免票證乘車的。他要回到離開七年的四川老傢去。不過他不能肯定究竟能不能到傢。據說他傢鄉附近有土匪在活動。
“你是說紅軍嗎?”
“哦,不,不是紅軍,雖然四川也有紅軍。我說是土匪。”
“可是紅軍不也就是土匪嗎?”我出於好奇心問他。“報紙上總是把他們稱為赤匪或共匪的。”
“啊,可是你一定知道,報紙編輯不能不把他們稱作土匪,因為南京命令他們這樣做,”他解釋說。“他們要是用共產黨或革命者的稱唿,那就證明他們自己也是共產黨瞭。”
“但是在四川,大傢害怕紅軍不是像害怕土匪一樣嗎?”
“這個麼,就要看情況瞭。有錢人是怕他們的,地主、做官的和收稅的,都是怕的。可是農民並不怕他們。有時候他們還歡迎他們呢。”說到這裡,他不安地望瞭那老人一眼,那老人坐在那裡留心地聽著,卻又顯得並不在聽的樣子。“你知道,”他接著說,“農民太無知瞭,他們不懂得紅軍不過是要利用他們。他們以為紅軍說話是當真的。”
“那末他們說話不是當真的瞭?”
“我父親寫信給我,說紅軍在松潘取締瞭高利貸和鴉片,重新分配瞭那裡的土地。所以,你看,他們並不完全是土匪。他們有主義,這沒有問題。但是他們是壞人。他們殺人太多瞭。”
這時,那花白胡子忽然抬起他那溫和的臉孔,十分心平氣和地說出一句驚人的話來:“殺得不夠!”我們兩人聽瞭都不禁目瞪口呆地望著他。
2、決不要以為楊虎城將軍早年當過土匪,就必然沒有資格做領袖瞭。這樣的假定在中國是不適用的。因為在中國,一個人青年時當過土匪,往往表示他有堅強的性格和意志。翻一翻中國的歷史,就可以發現中國有些極能幹的愛國志士,都曾一度被人貼上土匪的標簽。事實上,許多罪大惡極的無賴、流氓、漢奸,都是以正人君子的面目,陳腐的詩雲子曰的偽善,中國經書上的愚民巫術,爬上顯赫的地位的,盡管他們常常也要利用一個純樸的土匪的有力臂助來達到這一目的——今天多少也仍是如此。
楊將軍反正在大多數外國傳教士中間名聲不佳,因此他不可能真的是個壞人。
3、我在到西安府之前從來沒有見到過一個紅軍戰士。在北京為我用隱色墨水寫瞭一封介紹信給毛澤東的人,我知道是個紅軍指揮員,但是我沒有見到過他。這封介紹信是通過第三者,我的一個老朋友給我的。但是除瞭這封介紹信以外,我在西北要取得聯系,隻有一個希望。我得到的指點就是到西安府某傢旅館去,要瞭一個房間住下來,等一個自稱姓王的先生來訪,除此之外,我對他一無所知。確實是一無所知,除瞭他會設法給我安排搭乘——他們這樣答應我——張學良的私人座機去紅區!
4、在這以後的那個星期瞭,我發現即使僅僅為瞭王一個人,也值得我到西安府一行。我每天花四、五個小時聽他聊天,回憶往事,還聽他對政局作比較嚴肅的解釋。他是我完全意想不到的一個人。他曾經在上海一所教會學校裡受教育,在基督教圈子裡頗有地位,一度自己有個教堂,我後來知道,在共產黨中間,大傢都叫他王牧師①。像上海的許多發達得意的基督教徒一樣,他參加過操縱該市的青幫,從蔣介石(也是青幫中人)到青幫頭子杜月笙,他都認識。他一度在國民黨中擔任過高級官員,但是我現在也不能泄露他的真實姓名。
一些時候以來,王牧師就丟官棄教,同共產黨合作。這樣有多久瞭,我不知道。他成瞭一種秘密的、非正式的使節,到各種各樣的文物官員那裡去進行遊說,幫助共產黨把他們爭取過來,使他們瞭解和支持共產黨的成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議。至少在張學良那裡,他的遊說是成功的。
5、他把臉湊近我,露出笑容,銳利的眼光緊緊地盯著我,把我的兩條胳膊緊緊地握在他的那雙鐵爪子中,然後搖搖腦袋,滑稽地撅起瞭嘴,向我眨著眼!“瞧瞧我!”他低聲說,好像一個有什麼秘密的孩子一樣高興。“瞧瞧我!瞧瞧我!你認出我來瞭嗎?”
我不知道這個人是怎麼回事。他興奮地不知在說些什麼東西,結果這種興奮情緒也感染瞭我,但是我覺得很尷尬,因為我不知說什麼才好。認出他來瞭嗎?我這一輩子從來沒有遇到過像他那樣的中國人!我抱歉地搖搖頭。
他從我的胳膊上松開一隻手,用手指指著他的胸膛。“我以為你可能在什麼地方見過我的照片,”他說。“我是鄧發,”他告訴我說——“鄧發!”他的腦袋像後一仰,看著我對這個炸彈的反應。
鄧發?鄧發……哦,鄧發是中國共產黨秘密警察的頭子。而且還有,懸賞五萬元要他的首級!
鄧發泄漏瞭他的身份以後高興得跳瞭起來。他壓捺不住自己,對目前這樣情況感到好玩:他,這個鼎鼎大名的“共匪”,就生活在敵營中心,不把到處追擊他的特務放在眼裡。他看到我,一個自告奮勇到“匪”區去的美國人感到很高興——不斷地擁抱我。他什麼都願意給我。我要他的馬嗎?啊,他的馬好極瞭,紅色中國最好的馬!我要他的照片嗎?他收集的不少,都可以給我。我要他的日記嗎?他會帶信到仍在蘇區的妻子,把這一切,還有別的東西都給我。他後來真的沒有食言。
真是個你意想不到的中國人!真是個你意想不到的赤匪!
……..
“你不怕丟掉你的腦袋嗎?”我們坐車回城裡去的時候我問他。
“不比張學良更怕,”他笑道。“我同他住在一起。”
6、在那條新修的汽車路上,沿途的罌粟搖擺著腫脹的腦袋,等待收割。新修的路面經過水沖車壓,到處是深溝淺轍,因而我們那部載重六噸的道奇卡車,有時也甚至無法通行。陜西長期以來就以盛產鴉片聞名,幾年前西北發生大饑荒,曾有三百萬人喪命,美國紅十字會調查人員,把造成那場慘劇的原因大部分歸咎於鴉片的種植。當時貪婪的軍閥強迫農民種植鴉片,最好的土地都種上瞭鴉片,一遇到幹旱的年頭,西北的主要糧食作物小米、麥子和玉米就會嚴重短缺。
7、在那輛顛簸的卡車裡,一位年輕的東北軍軍官坐在我身旁,在離洛川不遠的地方,他將那樣一個“窯洞村”指給我看。那地方離汽車路隻有一英裡左右,中間隻隔著一個深谷。
“他們是紅軍,”他向我透露說。“幾個星期以前,我們派一隊人到那裡去買小米,村子裡的人一斤也不肯賣給我們。當兵的笨蛋就動手搶瞭一些。他們退出村子的時候,農民便開槍打他們。”他用雙臂畫瞭一條大弧線,把國民黨軍隊駐守的許多堡壘——構築在山頂上的機槍陣地——嚴密保護下的公路兩邊的一切都包括在裡面。“赤匪,”他說,“在那邊,全部都是赤匪的地盤。”
我懷著更加濃厚的興趣眺望他指出的地方,因為幾小時之內,我就要踏進那莫測究竟的山丘和高地的那一邊去瞭。
在路上,我們遇見瞭一〇五師的一些部隊,他們都是東北人,正從延安回到洛川去。他們是瘦削而結實的青年,大多數比一般中國士兵的身材高些。我們在路邊的一傢小客店歇下來喝茶,有幾個士兵在那裡休息,我在他們的附近坐瞭下來。他們是剛從陜北的瓦窯堡回來的,在那裡曾經和紅軍發生過遭遇戰。我聽到瞭他們相互間談話的一些片斷。他們是在那裡談論紅軍。
“他們吃得比我們好得多,”一個說。“是的,他們吃的是老百姓②的肉呀!”另一個答道。“那沒有關系,不過是少數地主,反而有好處。我們到瓦窯堡去,有誰感謝我們呢?是地主!你說是不是?我們為什麼要為那些有錢人送命呢?”“他們說現在有三千多東北軍已經加入他們一邊瞭……”“這又是他們有理的一件事。我們除瞭打日本人,同誰也不想打的,為什麼我們要打起自己人來呢?”一個軍官走瞭過來,於是這番引人入勝的談話就中止瞭。那個軍官命令他們上路。他們揀起瞭他們的槍,拖著腳步走上瞭公路。不久我們也坐車走瞭。
第二天午後不久,我們到達延安,在長城以南約四百華裡③,陜北唯一可以通車的道路到這裡便是終點。延安是一個歷史名城,在過去幾個世紀裡,從北方來的遊牧部落曾經通過這裡入侵中原,成吉思汗的蒙古鐵騎大軍也曾經通過這裡南征西安府。
延安是個理想的要塞,它位於一個深谷中間,四周都是巖石嶙峋的高山,堅固的城墻一直延伸到山巔。現在,城墻上新建瞭許多工事,象蜂窩一樣,工事裡一挺挺機槍都對著不遠地方的紅軍。公路以及與公路直接毗連的地方,那時仍然在東北軍手裡,可是直到最近,延安是完全被切斷聯系的。蔣介石總司令對紅軍進行瞭封鎖,紅軍利用封鎖來對敵人進行反封鎖,據說有數以百計的人活活地餓死。
就是用飛機來對付周圍的紅軍也證明是不起作用的。紅軍把機關槍架在山頂——因為他們沒有高射炮——結果很有效,以致南京的飛行員來給城裡空投供應時,不得不飛得極高。事實上,大多數的供應品都落在紅軍手裡,他們就在延安城外開瞭一個市場,將食物賣回給城裡被困的居民。連張學良自己的外國駕駛員,因怕機關槍的高射,也有點膽怯起來,有一個美國人竟因此而辭職。後來我在西安府看見少帥的漂亮的波音式私人座機滿身都是彈孔,我對那飛行員深表同情。
紅軍對延安④的長期包圍,是在我到達那裡以前幾個星期才解除的,但是從居民的面有菜色,從店鋪裡的貨架空空如也或者店門緊閉,還可以明顯地看到圍城的跡象。食品極少,價格高昂。可以買到的那一點東西,都是因為同紅軍遊擊隊達成暫時的休戰而得到的。當時曾達成協議,東北軍不在這條戰線上向蘇區發動攻勢,作為交換條件,蘇區的農民開始出售糧食和蔬菜給那饑餓的剿共軍隊。
我有到前線訪問的證件。我的計劃是第二天一早離開延安,到“白軍”前線去,那裡的軍隊限於防守陣地,沒有前進的意圖。到瞭前線後,我打算岔入一條據說是商販偷運貨物出入蘇區的山道。
我如願以償,安然通過最後一個崗哨,進入無人地帶——這個經歷,我要是如實地敘述出來,就可能給那些幫助我前去的國民黨方面的人造成嚴重困難。現在我隻消說,我的經歷再次證明在中國任何事情都可能辦到,隻要照中國的方式去辦。因為到瞭第二天早上七點鐘的時候,我確實已經把最後一架國民黨的機關槍拋在後邊,走過那個把“紅”“白”兩區分開的狹長地帶瞭。
8、土匪?我的話已到嘴邊上,正要回答我正是來這些所謂土匪的,這時我才明白他的話是什麼意思。他說的土匪,不是指紅軍,而是指“白匪”。我不用他再勸說就翻身而起。我不想鬧出在蘇維埃中國給白匪擄去這樣的笑話。這裡需要向讀者作一些解釋。白匪,用國民黨的名詞來說就是民團,正如赤匪用蘇維埃的名詞來說就是遊擊隊一樣。國民黨為瞭要鎮壓農民起義,紛紛組織民團。現在在國民黨在中國、日本人在“滿洲國”都普遍實行保甲制度這個控制農民的古老辦法,民團就是作為保甲制度的一個有機部分進行活動的。
保甲的字面含義就是“保證盔甲”。這個制度規定每十戶農民必須有個甲長,保證他們循規蹈矩,使當地縣長滿意。這是一種連保制度,一個保甲裡的任何一個人如果犯瞭罪,整個保甲的人都要負責任。當初蒙古人和滿洲人就是用這個辦法統治中國的。用這個方法來防止農民組織反叛,幾乎是無往而不勝。因為保甲長幾乎總是富農、地主、開當鋪或放債的,他們是最最積極的,自然不願“擔保”任何具有叛逆傾向的佃戶或債戶。無人擔保是一件十分嚴重的事情。一個無人擔保的人,可以用任何借口,當作“嫌疑分子”投入牢獄。
實際上這就是說,整個農民階級的命運是操在鄉紳階級的手中,後者隨時可以用拒絕擔保的方法來毀掉一個人。保甲制度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征收捐稅維持民團。民團是由地主和鄉紳挑選、組織和指揮的。它的主要任務是反對共產主義,幫助收租交谷,包討欠債本息,幫助縣長勒索苛捐雜稅。
所以,每當紅軍占領一個地方,它的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敵人就是民團。因為除瞭出錢供養他們的地主外,民團沒有什麼基礎,紅軍一到,他們當然就失去瞭這個基礎。中國的真正階級戰爭,從民團和紅軍遊擊隊的鬥爭上,可以看得最清楚,因為這一個鬥爭往往就是地主和他們以前的佃農債戶之間的直接武裝沖突。民團的人數有幾十萬,是中國兩百萬左右名義上 反共的軍隊的最重要的輔助部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