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傅小平 文學報
鬱達夫《沉淪》出版百年今年是鬱達夫小說《沉淪》及同名小說集出版100周年。作為我國現代浪漫主義文學奠基人的鬱達夫，他的身世和創作都給人以強烈的真實感，以至於相關閱讀和研究，隻要觸及《沉淪》，以及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部白話小說集的同名小說集等，都會如日本櫻花學園大學高文軍所說，格外註重鬱達夫秉持，並且體現在他作品字裡行間的那種不加任何虛浮之詞、直接寫出來的真實態度。
鬱達夫與《沉淪》在日前於浙江杭州舉行的，以“鬱達夫創作的本土性與世界性”為總議題的“鬱達夫研究國際學術論壇”上，與會嘉賓雖然以不同角度談到不同話題，但都或多或少觸及“鬱達夫式的真實”。高文軍因為有長期生活在《沉淪》的誕生處——名古屋，並且小說裡寫到的學校，亦即鬱達夫曾經上學的學校，正是他所留學的大學的前身等便利，更是對小說主人公與他背後的鬱達夫做瞭比較研究，並於2015年出版瞭專著《且吟且嘯斯人獨行：鬱達夫在名古屋》。高文軍表示，與小說主人公一樣，鬱達夫在當時同樣經歷瞭戀愛，也確實遭遇瞭精神上的危機，並因此住進瞭那個叫“梅林”的地方。但不同的是，真正的鬱達夫並不像主人公那樣多愁善感，更談不上得瞭憂鬱癥。“1963年，一位叫做曾谷道子的女記者，讀瞭《沉淪》後滿懷疑惑：真正的鬱達夫與同學相處時，難道真的像小說裡這樣嗎？於是，她找到許多當時還在世的鬱達夫當年的同學，並做瞭問卷調查。調查結果顯示，鬱達夫本人與小說主人公大相徑庭，甚至可以說是截然相反。鬱達夫還曾想與他關系比較好的同學一起組織文學會。”
“鬱達夫研究國際學術論壇”活動現場不止於此，如高文軍所說，鬱達夫天性灑脫不羈，也就樂於遊山玩水。“在名古屋的四年間，他的足跡以東海地區為軸心，東至關東，西至九洲長崎，到處都去。而且所到之處，他都會興之所至，提筆賦詩。“《沉淪》裡有一首他寫的詩，主人公在遭遇精神危機的時候，發現自己還能寫詩，也覺得他這一生還沒有徹底完蛋，這倒是鬱達夫本人意趣的曲折體現。”高文軍表示，鬱達夫在名古屋四年時間所寫的舊體詩，占瞭他一生創作的舊體詩總數的五分之二，共有115題、240首，在報刊發表的就有28題、54首。“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鬱達夫的古典文學教養，何況從體裁上看，這些舊體詩還涉及山水自然、風土民情、身世感慨等多方面。當時郭沫若、劉海粟、劉大傑、汪靜之等，都曾對此頗多贊譽。”倘是讀鬱達夫的遊記作品，則更可見出他對西方文學有著濃厚的興趣。美國加州波摩納學院教授白亞仁表示，鬱達夫在遊記裡不斷提到西方文學著作，也不斷運用德語、法語和英語等外國詞匯。“他好幾次運用或提到瞭海涅等德國作傢的作品，對英國文學則有更頻繁的提及，先後有十四世紀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十八世紀的英國民歌，以及英國詩人塞繆爾·羅傑斯和英國小說傢托馬斯·哈代的作品。”以白亞仁的閱讀，和明代的徐霞客一樣，鬱達夫也將很多名勝古跡寫進瞭遊記，而且他們的文字都流露出一種“世紀末”的意味。不同的是，徐霞客在遊記中不會過多地流露自己，但鬱達夫的遊記充滿瞭個人表露。而且，鬱達夫對旅行的態度遠遠沒有徐霞客那麼嚴肅和認真，一般都在輕松愉快的氛圍中進行，他的遊記有時候甚至有點為新修的公路、進口的外國轎車做廣告的味道。“鬱達夫進行的，也往往不是徐霞客式的個體旅行，而是現在大傢都很熟悉的集體旅行。他的夥伴們，包括知識界的朋友，如潘光旦、林語堂等人。鬱達夫顯然很享受這些交流，經常分享他們風趣的言辭，讀者也容易被他們的快樂感染。”也因此，白亞仁認為，鬱達夫確如他自己所言是在“縱馬遊山”。“相比他的小說，他的遊記筆調偏於輕快、幽默，會讓讀者覺得他自己就是一個活躍的遊伴。”
小田嶽夫譯《過去——外六篇》岡崎俊夫譯《我的夢、我的青春》
當然，鬱達夫的山水遊記就像杭州師范大學教授邵寧寧說的那樣，主要不在於如酈道元、陶弘景、徐霞客等筆下那般體現出對自然的占有或者說對自然的人化，而在於如陶淵明、孟浩然等，從自然中尋找自我人格的認證。“鬱達夫寫出瞭山水之美，但他的真正興趣往往不在山水，而在山水間所留下的人文聖跡。他去看山水的時候，往往不像徐霞客那樣探幽，亦即探尋自然的奧秘，而是為瞭訪勝。而他在每次出遊之前都會表露出對社會生活的某種厭倦感，他的山水之遊也就讓他從社會人生的苦悶中暫時擺脫開，找到一種自由的、放松的心境，也找到一種他所認同和敬仰的人格和精神境界。”鬱達夫於1938年接受新加坡《星洲日報》的邀請來到南洋後，也寫瞭不少遊記。2016年夏天，韓國外國語大學教授樸宰雨應邀去馬來西亞檳城參加檳城華文文學采風活動。主辦方讓每位參與者寫一兩篇散文。他寫瞭有關檳城和升旗山的遊記。“撰寫過程當中，我前前後後發現鬱達夫也曾來過南洋，來過檳城，也爬過升旗山，留下《檳城三宿記》和一些有關詩歌。”而鬱達夫當時到南洋，或許是自我放逐，或許還有別的原因，他儼然如嚴子陵一般獨立。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教授王潤華表示，鬱達夫終其一生敬仰魯迅，卻反對南洋文藝界“死抱瞭魯迅不放，隻是抄襲他的作風”，這一觀點激怒瞭許多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中國作傢與本土華文作傢。“來到當時文化低落的南洋，鬱達夫本應有中國中心的優越感，但他意外地不認同書寫中國的主流，批評寫作的題材與風格太受當時中國文壇的潮流支配。他另一方面也對當時本土意識過分強烈的華文作傢有所保留，認為一味強調地方色彩，而使作品主題退居到第二位的寫作手法不是‘上乘的作風’。”在王潤華看來，這說明鬱達夫具有邊緣人的雙重透視力。“從留學日本到回到中國，鬱達夫的作品很明顯地表現出他一直在自我流放。在中國，他是圈外人、零餘者、頹廢文人、自我放逐者。到瞭南洋，他的心態就更加如此。他遠離社會權力結構的中心、反對華語霸權與集體意識。”
十二卷《鬱達夫全集》封面從某種意義上說，正因為鬱達夫遠離得這般決絕，他的寫作才會更加無所顧忌，也因此為他贏得一些讀者的格外推重，這其中就有翻譯瞭《沉淪》的日本翻譯傢岡崎俊夫。高文軍表示，岡崎俊夫對鬱達夫的研究是充滿感情投入的，他從大三的時候，就經常隨身攜帶一本《鬱達夫代表作》，尤其喜歡那篇《春風沉醉的晚上》。他說，他也讀瞭別的作傢的作品，但是除瞭鬱達夫，沒有哪一位能夠如此讓他佩服。他還說，看別的作傢的小說就像是看由青石板連接起來的方塊文字，看著很紮眼；而讀鬱達夫，可能由於他文章的靈妙，方塊文字變得圓潤起來，字裡行間浮現出氣息清新的一股青煙。張天翼、沈從文他也都喜歡，但還是覺得鬱達夫更得他心。
事實上，郭沫若在發表於1946年三月的《論鬱達夫》裡，就曾評價鬱達夫：“他那大膽的自我暴露，對於深藏在千年萬年的背甲裡的封建士大夫的虛偽，完全是一種暴風雨式的閃擊，把一些假道學、假才子們震驚得至於狂怒瞭。”樸宰雨表示，他一直推崇魯迅，重視社會價值的魯迅文學是他關註和研究的主幹。但他後來在研究中發現，從表現被封建社會壓抑的人的解放的角度看，除瞭魯迅外，還有丁玲、沈從文，更有鬱達夫。他坦言，自己在大學三年級時第一次接觸到鬱達夫的作品《風鈴》，就受到瞭“閃擊”。“那個時候的初步感受是，雖然能理解他描寫當時中國社會的某種負面情況，但是他主要描寫中國留日學生內心的欲望、膽怯、憂鬱等，覺得有點難以忍受。但後來再讀，就讀出瞭和郭沫若一樣的感受。等到我後來讀瞭他寫的《春風沉醉的晚上》和《薄奠》等描寫工人等下層人物的小說，這種感受就更強烈瞭。”世易時移，鬱達夫的作品給人的沖擊力已經不像當時那麼大瞭，但他的個別作品，在今天依然讓人讀之震動。這其中就包括飽受爭議的小說《秋柳》。在香港嶺南大學教授許子東看來，這部小說體現瞭青樓世情文學傳統於20世紀的延續變化，在現代文學史中具有特別的意義。
《鬱達夫年譜》發佈會現場
《鬱達夫年譜》封面這正應瞭杭州師范大學人文學院院長洪治綱所說：“學術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鬱達夫研究還需要我們繼往開來，持續推進。”於此次論壇上首發的，50餘萬字的新版《鬱達夫年譜》，即為鬱達夫研究的最新成果。作為“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重大項目《浙江現代文學名傢年譜》叢書第一輯成果之一，由學者李杭春和鬱達夫長孫鬱峻峰共同編著的這本年譜歷時四年完稿，全面呈現瞭鬱達夫的生平，及其在文學創作、文藝思想、文學組織、文學編輯等多方面的成就，展示瞭鬱達夫在建構20世紀中國文學、文化中的特殊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