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腐敗問題材料

王洪文的腐敗材料可分為兩個來源，第一是中共中央發佈的三篇《王、張、江、姚反黨集團罪證》；第二是原上海成員的回憶，即蕭木、徐景賢、陳冀德等人。當然，也可以說這是一個來源，畢竟《罪證》其實也是收集於原上海成員。此外則是辯護，即葉昌明的回憶。讀者可自行評析這些材料。

一、《王、張、江、姚反黨集團罪證》

反黨分子王洪文對我們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一點感情都沒有，在毛主席重病期間，王洪文在中南海值班看護，根本不把毛主席的病情放在心上，不安心值班，他於一九七六年七月上旬就把釣魚桿拿到毛主席住地開始釣魚。八月二十日左右，王洪文值班時早晨五點鐘就打電話，叫工作人員給北海公園聯系，要去北海公園釣魚，聯系後，下午三點左右就去瞭，連釣瞭兩次。

七月中旬，王洪文又提出要打鳥，把汽步槍拿到中南海，就在毛主席住地到處打鳥。在車上說，這個地方那麼多鳥，沒有人打，我來打。

七月二十日左右，王洪文在毛主席住地值班時，又要遊泳，馬上從上海要來高級遊泳褲，遊瞭好幾次。有一次他在車上說，本來這裡遊泳池的水，可以加溫到三十度，他們不肯燒。

八月中旬，王洪文在值班期間經常看電影，有時他親自打電話給文化部的劉慶棠要電影片。有一次他在車上說，今天又看瞭個《基督山恩仇記》，這個片子很有意思。還說抽時間把這本書和《紅與黑》這本書看一下。

朱德同志逝世第二天，王洪文繼續在值班時釣魚。

我們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逝世開瞭追悼大會不幾天，王洪文就在他自己的住地下像棋、看電影，又到八一靶場去打靶。

以上情況，我們警衛戰士，看在眼裡，恨在心裡。

註：王愛清同志是王洪文原來的警衛員。

反黨分子王洪文到北京後，生活上已有補貼，但他還每年數次向上海大量要錢，每次三百、五百甚至上千元。他還經常以試戴、試用、試看、試聽、試嘗等名義，巧取豪奪，無償地從上海竊取高級手表、電視機、電影放映機、照相機、錄音機、收音機、打火機等新產品，以及大量名煙、名酒和其他高級食品。他要來的錢和物品，除供他本人窮奢極欲，揮霍享受以外，還用來大搞請客送禮，進行政治交易。

王洪文經常用請吃、請喝、看電影、送東西的手段，拉攏腐蝕幹部，特別是對上海來京的頭頭，都要設宴，大吃大喝，進行反黨宗派活動。一九七五年、七六年，在全國計劃會議召開前後，王洪文多次利用吃喝的時候，向他的心腹黃濤面授機宜，策劃黃在會上放炮、發難，向華國鋒同志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猖狂進攻。

王洪文的小兄弟，一來北京，他立即要人用專車接到他的住地吃喝、密談，這已成瞭慣例。對安插在北京的小兄弟，也經常用請客送禮等手段，進行陰謀活動。王洪文在住地請客，用的都是高級酒、菜、煙、茶，但他感到還不闊氣，就到大飯店設宴招待，中國菜吃膩瞭，還要做外國菜。他這些小兄弟經常比誰被請的次數多，吃得高級，誰最受王的信任。可見吃吃喝喝已成瞭反黨分子王洪文和他的同黨衡量政治關系的標志。

註：沈少良同志，原王洪文的秘書。

王洪文非法攫取大量國傢財物。在他竊踞瞭領導職務後，串通市輕工業局的馬振龍，利用職權，以“硬性索取”、“授意試制”等手法，竊取瞭大型彩色電視機、紅旗牌高級照相機、高級汽手槍、高級手表、石英電子手表、太陽能打火機、高級香煙、啤酒、糖果等大量輕工產品。就以食品一類來說，一次就拿高級雪茄煙三十五條，酒芯巧克力糖六十盒，醬菜罐頭二十多瓶。

王洪文為瞭打獵，硬要給他仿制美國“奇異牌”的聚光搜索燈。工廠隻好停止部份正常生產，日夜趕制，突擊一周，造出二十隻，王僅選去二隻，耗費國傢資金一萬多元。又如，為王洪文專門精制五塊高級占（鉆）石牌雙日歷手表，調動瞭七個工廠、一個商店的四十餘名技術人員，化費國傢資金一萬一千多元。王洪文用的保溫杯，也要給他特制，加工單位僅為制杯蓋，化瞭半個多月時間，專門制瞭兩套模具，這一項就耗費國傢資金一千六百多元。

反黨分子王洪文不僅在政治上極端發動，生活上也是極端糜爛的。他一人在北京、上海就占用瞭九輛汽車。他到外地坐飛機，三叉戟還嫌小，一定要坐波音707。王洪文的住地，本來已安排得很好，但仍不滿意，大發牢騷說：廚師不給好的，理發椅子型號不對，枕頭不好，床單不好，臺燈不好，給的桔子也是皮厚、不甜。他為瞭圖舒服，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給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是雞、鴨、魚、肉，還嫌不夠，又提出要吃燕窩。經常吃烤蛤蜊，有時還吃炸牛排、牛尾湯等法國名菜。他喝的是“茅臺”、“人參”、“三鞭”等名酒。他不讀書，不看報，經常要秘書廖祖康代他劃圈批文件，他把絕大部份時間和精力用來玩牌、下棋、釣魚、打獵、打鳥、看電影，為瞭打獵，甚至不參加會議，不接電話。他釣魚有時從早上四、五點鐘一直釣到九、十點鐘，從下午三點一直釣到晚上八、九點鐘。他用的釣魚桿，有的是從外國進口的，一根一百多元，他用的釣餌還要放香油、茅臺酒。他以戰備為名，從部隊弄來吉普車，裝上專用燈光，經常深更半夜帶人驅車到郊外打野兔子。白天還經常打野鴨子，要工作人員為他趕鴨子。他還經常在住地周圍打鳥玩。他共有獵槍、鳥槍十二支。他下棋一下就是四、五個小時，打撲克有時長達十幾小時。王洪文有時竟摔手表玩，一邊摔一邊說什麼：反正戴手表不花錢，摔壞瞭再到上海去拿。去年，王洪文從國傢體委要瞭一輛“佳娃”牌摩托車，一日數次騎著玩。王洪文這種糜爛透頂的生活，比大地主大資本傢有過之而無不及。

註：王愛清同志，原王洪文的警衛。

王洪文，一九七五年夏天竄來上海三個半月，一傢五口住在高級別墅，整天過著花天酒地的資產階級生活。幾乎每餐都要喝名酒，經常要吃山珍海味，名菜佳肴，新鮮水果，時新蔬菜。什麼魚唇、鮑魚、幹貝、海參、蛤蜊、鵪鶉、野味……，他想啥就要吃啥，而且要求苛刻，非要弄到不可。一次，要吃田螺，就要農村動員貧下中農下水摸，要吃小豆苗，到生產隊組織人采摘，他要吃鮮荔枝、香蕉、菠蘿，由廣州用飛機帶來。兒子要吃石榴，也專人到蘇州去買。此外，到南通搞過蛤蜊，到寧波搞過青蟹，派人到處去買。王洪文經常設宴請他的餘黨、親信吃喝，三個多月就請瞭二十多次。他以視察為名到工廠，到農村，到部隊時，事先派人安排吃喝，要人傢準備名酒名菜，每到一處都大吃大喝，常常喝得酩酊大醉，醜態百出。

王洪文幾乎整天吃喝玩樂，釣魚、打鳥、下棋、玩牌、打彈子、看電影，成瞭他每天主要活動。一百多天之內，看瞭八十多部電影。他還常常硬拉著工作人員打撲克、下軍棋，玩通宵。他不僅白天去打獵，有時晚上也去打，專門讓人特制瞭聚光搜索燈。他釣魚，讓工作人員用麻油、茅臺酒和面粉作魚餌。釣不到魚，他就挖空心思要工作人員做兩隻木框浮在水面，框裡放上青草，引魚上鉤。王洪文一貫作威作福，釣魚時，不僅要為他準備煙、茶、水果、桔子汁，還要工作人員把煙遞到他嘴裡，為他點煙，拾魚，裝魚餌，擦汗，煽扇子。

他在上海三個半月，窮奢極欲揮霍，據不完全統計，就化瞭二萬餘元。真是比地主、資本傢還厲害。

反黨分子王洪文在北京住的一所房子已經很好，但他不滿足，又到郊區霸占瞭另一座樓房。他住瞭兩次，仍不滿意，又從軍隊要瞭一幢更好的房子，還要總參管理局給他擴建一個供他玩樂的“活動場所”。為瞭建造這個“活動場所”，花幾千元做瞭一個模型，他看後覺得燈光不新穎，要仿照上海友誼電影院裡的燈光。為此，專門派人到該電影院實地考察。王洪文的這幢房子在原來的基礎上改瞭一下，增加瞭一個“活動場所”，就花瞭幾十萬元。後來他又對室內的佈置不滿意，要有關部門仿照某地休息室的地毯、沙發進行佈置。有些工作人員看到王洪文的這幢房子說：“林彪過去造這樣的房子，現在王洪文也造這樣的房子。”王洪文聽到後惡狠狠地說：“這是右傾翻案風”。

註：賈德祥同志，原王洪文的司機。

二、原上海成員的回憶

1.陳冀德的回憶

二進釣魚臺。兩眼依然一抹黑。王洪文的住處，外表如何，因是晚上，也看不太清楚。秘書接到我和肖木以後，把我們直接帶到瞭專門放電影的一間小放映廳裡。王洪文已經在座。見到我們，招呼我坐下來。

放映廳一眼望去，除瞭靠墻是一排沙發，空蕩蕩的。我就在王洪文身邊坐瞭下來。王洪文又說，《朝霞》的事情，誤會瞭。不要往心裡去呵。噢，今天請你看兩部新的參考片。來，咱們就開始吧。話音剛落，燈光就滅瞭。又不知從哪裡跑出一個人來，端著一隻沙發擱腳凳，往王洪文腳下一放。

我還什麼都沒來得及反應過來，電影已經開始瞭。

眼睛轉向銀幕，這才發現，銀幕下的角落裡，還坐著一個人。片子是原版。片上也沒有中文字母。這個人是為片子做同步翻譯的。

接連放瞭兩部片子。什麼內容？雲裡霧裡。視覺和聽覺不同步。坐在那裡活受罪。王洪文到似乎看得很入神。也許是習慣瞭吧？

電影結束。秘書把我們帶到瞭歺廳。圓桌臺面已經擺好。王洪文瞧著臺面，嘻笑眼開的問道：今天有什麼好吃的？坐下以後，發覺臺面上放著的瓶酒不是茅臺。問他從上海帶去的隨身秘書小廖，茅臺沒有瞭嗎？小廖答道，有啊！王洪文連連說道，上茅臺。上茅臺。

我在踏進歺廳的一刻，就有點納悶。就是這麼一、二、三個人，擺起圓桌臺面幹嗎？不就是吃點夜歺點點心嗎？在寫作組，不是因公，都自覺的不去食堂吃夜歺。再看看王洪文的神態，心中釋然。習慣瞭。

王洪文坐下以後，又不知從那裡出來瞭六、七個人。滿滿的坐瞭一個圓臺面。其中除瞭小廖，都不認識。也沒人給我介紹。

茅臺上來瞭。一瓶不夠。兩瓶。王洪文示意小廖給我斟酒，說，這酒不醉人。來一點？我拒絕瞭。不想喝、不願喝。

其實，我是能喝的。我在發育的時候，得瞭個痛經的毛病。發作時，母親就會用黃酒調上紅糖後再煮一煮給我喝。一頓是一飯碗。有時，要連著吃上兩、三碗，疼痛才會消失。開始吃的時候暈乎乎的，以後習慣瞭，像吃糖水似的，從未醉過。

還記得編《朝霞》的時候，工人作傢胡萬春，因我幫他修改稿子，要謝我。請我去飯店吃飯。我不高興。他就和朋友老樊，一起來我傢作客。帶來一瓶汾酒。飯桌上，胡萬春怕我不勝酒力。叫我隨意。我竟隨意的喝瞭三兩左右。面不改色。胡萬春大出意外，連呼：佩服！佩服。

眼前，這不足一兩的小杯子，根本不在話下。就是不高興。肖木見我興味索然。說，《紅旗》招待所不知晚上幾點鎖門？我連忙接著說，給鎖在外頭進不去，就糟啦。走囉。走囉。王洪文也不挽留。依然興致勃勃的吃他的，喝他的。[1]

2.徐景賢的信

春橋、文元同志：

聽馮國柱同志和金祖敏同志說，四屆人大期間，洪文同志在釣魚臺請瞭兩次客。第一次請客，吃的是中國菜，被邀去的有天水、秀珍、金祖敏、馮國柱、陳阿大、葉昌明、黃金海、馬振龍、小仇（現兼做秀珍，敬標的秘書）等人。做菜的是從上海“莫有財”菜館調去的廚師。席間喝瞭很多酒。吃完飯又留全體看美國電影《巴頓將軍》，一直搞到清晨。

第二次請客，吃的是法國菜，是特意把錦江飯店的花師傅（四屆人大代表）接到釣魚臺去專門做的，那天吃的有法國名菜“烙蛤蜊”等。至於烙蛤蜊用的盆子（盆內有一個個半圓的孔，把蛤蜊放在上邊）和新鮮的蛤蜊等，都是由小仇張羅，專門從上海運去的。那天的宴會，完全仿照接待西哈努克的規格（馮國柱的描述）：桌上放瞭很多刀叉和各式各樣的酒杯，每個人面前斟滿瞭白蘭地、葡萄酒、茅臺、香檳等名酒，每吃一道菜就喝一杯酒。吃完法國菜又放映瞭西德影片（片名不知）。那天被邀去的有天水、秀珍、金祖敏、馮國柱、李彬山、小仇等人；陳阿大、黃金海、馬振龍等沒有被邀，可是這幾個人早已知道小廖把人大代表花師傅接去，又要請客瞭，那天眼巴巴地等到半夜，結果宣佈名單時沒有他們，“阿大氣得把京西賓館的房門‘砰’地踢瞭一腳，馬振龍他們還算識相，乖乖地去困覺瞭。”（金祖敏的原話）

第二次請客時，人大會議已結束，會務組通知上海代表集體乘專列火車回滬，少數有急事或年老多病的代表可買客機票。本來，天水、秀珍同志可以隨團回來，或是提前乘民航機回滬（當時大會消息已發表）。可是，洪文同志卻叫小廖打電話給上海民航局，把上海民航的一架新的三叉戟專機調北京給天水，秀珍等同志乘坐。上海民航局廖清純局長以為是給上海代表團集體使用的，在三叉戟專機準備好以後，即打電話給京西賓館找陳阿大（上海民航平時歸工交組領導），問在專機上要預備些什麼吃的東西。陳阿大接到電話，一聽派瞭專機，而自己卻坐火車回滬，馬上火瞭，在電話裡說：“沒有我的份！什麼也不要準備！”氣得把電話掛上瞭。阿大又去找金祖敏挖苦說：“你們要的專機我已經替你們準備好瞭！”他還對其他幾個人大代表發牢騷，鼓動瞭好些人都爭著要坐專機。天水、秀珍同志一看情況不妙，就扯謊說領導同志還有事，晚上要找天水、秀珍、祖敏、馮國柱、李彬山談話，讓這幾個人留下，叫代表團其他人乘火車先走。其實，代表團剛走瞭一小時，他們幾個就登上三叉戟專機飛回上海瞭。（他們還叫瞭金英同志一起乘飛機，金英同志怎麼會知道此中真相呢？）

第二天中午，人大代表團的火車抵達上海北站，天水、秀珍和我到車站去接，秀珍同志怕露瞭底拚命要我也扯謊，向代表們說秀珍他們剛到，其實他們早已在上海過瞭一夜瞭。洪文同志調一架專機，簡直象調一輛汽車那樣容易。

人大期間發生的這些事，天水、秀珍同志並未告訴我；而是金祖敏同志這次調北京前，因對陳阿大有意見，才對我說瞭一些；馮國柱所談的情況，則是我個別向他問起花師傅的表現時，無意說出來的。

其實，人大期間發生的事，無獨有偶。就在十屆二中全會短短的三天會議期間，洪文同志就請瞭兩次客，這是我親自經歷的。一月八日全會開幕的那天晚上，小廖電告秀珍，要我們大傢“待命”。上海的中委、候補中委們一直等到半夜十二點多，沒有動靜，就陸續睡瞭。凌晨一點半，忽然來瞭“緊急集合”的通知。我們從睡夢中爬起，到京西樓下一看，小廖開瞭三部汽車來接我們瞭。於是，天水、純麟、秀珍、祖敏、周麗琴、楊富珍、汪湘君、張國權、馮品德和我共十人，登車直驅釣魚臺。那天晚上，洪文同志設瞭一桌酒席招待我們，還請大傢喝湖南長沙著名的“白沙酒”。席間，大傢還爭著搶朝鮮送來的大梨，大蘋果。筵席上除洪文同志外，隻有小廖作陪；我問肖木到那裡去瞭，答曰早就睡瞭。散席後，大傢還一起看美國影片《出水芙蓉》。

一月十日，全會結束的那天晚上十一時半，洪文同志在京西七樓的套間中，又一次設宴請客，在座的有洪文、天水、純麟、秀珍、金祖敏、我和小廖等人。我在京西從來沒有見過這麼豐盛的酒席，冷盤熱炒，十分精致，再加上陳年茅臺（女服務員小張誇口說這酒放瞭多年，每瓶要比新釀的茅臺少好幾杯）。席間，秀珍和祖敏為瞭長沙“白沙酒”的酒瓶好看，爭著索要。小廖說：“快吃完瞭，隻剩一瓶瞭。”

洪文同志的這種追求享受，講究排場的資產階級生活作風，在十大以前即有滋長，在十大以後又進一步發展瞭。僅去年一年，黃濤去京開會三次，洪文同志就至少請瞭三次客，而且每次都有內部影片招待：第一次飯後看英國片《女間諜》，第二次請黃濤和敬標（當時剛從日本回來）一起吃飯，飯後看美國彩色片《十誡》，第三次飯後看《跳不完的舞》。在釣魚臺住所請他們吃飯還嫌不夠，洪文同志又專門到新建的北京飯店設瞭一席，招待黃濤和敬標。他們吃瞭回來，還嘖嘖贊美，說是北京最高水平的菜。但是，這要揮霍掉國傢多少錢呀！（張敬標對我說：洪文同志請客有特別費用可以報銷。）此外，聽說洪文同志還在釣魚臺分別接見、宴請瞭馬振龍、廖清純、祝傢耀等人。直到最近，張振亞從北京開全國體工會議回來，還說洪文同志請他吃飯，喝酒，並一起看瞭彩色影片《日本的沉沒》，內容“描寫大地震，有很多恐怖，黃色鏡頭。”（張振亞語）當然，我所知道的這類請客吃飯的事，僅僅是一部分。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領導同志提倡這類作風，下邊就跟著學。就拿小廖來說，去年，前年來上海辦事四次，幾乎每次都有人大請其客。秀珍、敬標、黃濤和警衛處的康寧一政委等都單獨請他吃飯，原工總司的人也紛紛請他吃飯，吃遍瞭各大飯店。有一次連馬老也自告奮勇，特意在錦江請瞭兩桌。我雖然沒有請他，但他們要我作陪的也有三次。至於其他多次（包括小廖回請在內），因為他們回避著我，都沒有告訴我，我是從警衛員等處聽說的。

有一次吃飯時，天水同志當著洪文同志和我們的面說：“洪文同志到中央工作後，進步真大呀！”洪文同志則馬上回話：“不是我吹捧，老幹部象馬老這樣的精神面貌，在全國都是少見的！”這一類話，出自兩個黨的高級幹部之口，難道是正常的嗎？再說，象小廖這樣的秘書到上海時，不但有人爭著請客吃飯，而且以秀珍同志為首，帶領黃濤和原工總司的同志，大隊人馬到機場迎送，不止一次，這種曲意奉承，阿諛拍馬之風，不正是宗派主義，山頭主義的孿生弟兄嗎？

有的人除瞭大肆揮霍，請客吃飯之外，還搞封官許願，送禮送錢之類的活動。十大期間，洪文同志當面對黃濤說（馬老、秀珍、祖敏和我在場）：“這次中委因為老幹部多，就不提你瞭，今後可以當市委書記。”黃濤同志在工作上是較有水平和能力的，但他在對洪文、秀珍和小廖等的關系上，表現瞭一種資產階級的庸俗作風。這次萬人體育館的改建，黃濤明明是有意見的，他在背後也曾向我流露過，但他在會上討論時卻積極表示要改建，甚至還提議在體育館主席臺後面裝電梯，以方便首長。等到春橋同志對洪文同志做瞭工作以後，洪文同志連夜兩次打電話來通知不要再敲，再改瞭；第二天春橋同志在和馬老通電話時又指示不要為瞭好看而改建主席臺。這些馬老都告訴瞭黃濤，而在這以後黃濤卻又和小廖通電話，建議還是要按洪文同志原來意見，敲掉主席臺下的七根柱子進行大改。小廖請示後沒有答復。以上情況都是馬老親口告我的，他對黃濤此舉也隱隱表示不滿。黃濤這樣做究竟是什麼意思？是不是私底下表示“效忠”呢？

洪文同志過去在上海時，對坐什麼汽車，穿什麼料子的衣服，著什麼樣式的皮鞋是很講究的；到北京以後，通過某種合法、非法的途徑要的商品更多。就我所知道的，他那裡有可以拍連續動作的外國照相機，有晚上充電後白天可持續使用的日本袖珍收音機，有能夠奏音樂的打火機，有可以作遠距離操縱的彩色電視機，有工交組送去的國產盒裝錄音機，有輕工業局馬振龍等送去的手表、照相機、酒芯糖、彩色膠卷等，有到上海定做料子服和皮鞋，有從上海公安局取去的獵槍，等等。直到二月十日，金祖敏赴京工作臨上飛機以前，黃濤還偷偷地托他帶瞭一枝特制的獵槍給洪文同志，這支槍是拆開後偽裝在一個手提盒子內的。（林彪一夥用盒子裝過沖鋒槍，我們的同志為什麼學他們的樣呢？）

他們除瞭拿用的，還有吃的，還有貨幣。我們的張敬標同志除瞭給洪文同志多次送螃蟹，送蚶子，送水果等食品以外，還經常給洪文同志送錢去（去年春、秋，小仇就秘密去京兩次）。據敬標自己說，洪文同志處是每個季度送些錢，秀珍，祖敏等是逢年過節“補助”一些，並說是經馬老同意的。我曾問他每次給的具體數字多少，他吞吞吐吐地說有幾百元，始終未說明具體數目，並說是洪文同志那裡打電話來要的。連敬標自己也說：“恐怕太多瞭！”

洪文同志的看影片在很大程度上是為瞭娛樂和消遣。在上海時我發現他對香港片特別有興趣，對《錦上添花》《滿意不滿意》等低級庸俗的喜劇片津津樂道，對某些有嚴重錯誤的影片不能鑒別，反而認為是好影片。在他說來，當然有一個學習，提高的過程，不能苛求。到瞭北京以後，他看的影片既多且濫，聽秀珍同志說：有個時期洪文同志幾乎天天晚上看電影。聽小廖誇耀說：“釣魚臺的影片，中國電影資料館的影片，外交部，中聯部和文化組的過路片，我們都能調。”聽於會泳個別對我說：“洪文同志那裡過路片最積極，有些影片太黃色瞭，我們都不敢報給首長，小廖也調去看瞭。”十屆二中全會期間，洪文同志親自對天水、秀珍和我說：“我什麼電影都看，無非是黃色的，反動的。”這話說得多輕松。有些電影他還要一看再看，例如《戰爭和人》第一、二、三部，他就看過很多遍，這種影片裡那麼多下流鏡頭，多看有什麼好處呢？何況小廖這樣的青年。又如《出水芙蓉》，這是我想看的一部影片，因為會泳同志告訴過我拍攝樂隊時用光有特點，可是這次在洪文同志那裡觀看時，還看到許多泳裝女郎的遊泳鏡頭，小廖在一旁說：“這部影片我們看過好幾遍瞭，第二本已經放壞，不能再放，今天把他跳過去。”我不禁在想：他們看過好幾遍的這些影片，究竟是看些什麼？

去年十一月，我生病住院時，小廖到上海來為首長搞寬銀幕，他隨身帶來兩部寬銀幕影片，在上海小范圍內試片，一部是美國的《女人比男人更兇殘》，一部是羅馬尼亞的《達吉亞人的後代》，他說也已看瞭多次，看來這些影片已經使某些同志上癮瞭。

洪文同志變得更加自滿，更加不註意努力學習和自我改造。我們和他接觸，聽他談話的內容，幾乎極少提到學習馬列和主席著作的，但是打獵呀，釣魚呀，打撲克呀，打羽毛球呀，打靶呀，看電影呀，等等，卻占據瞭他生活和話題的很大一部分內容。他到北京工作後來過上海幾次，在每次短促的行程中都要用好幾個晚上的時間打撲克，打羽毛球。在他的住所打撲克時，加上金祖敏等，往往打上幾個通宵。

十大以後，特別是十屆二中全會以後，我對洪文同志的擔心增加瞭。十屆二中全會開幕的那天晚上，洪文同志請中委，候補中委看電影，在放映正片之前，加放瞭過去國民黨電影制片廠攝制的幾部反動的新聞短片《中國新聞》（分若幹輯），其中最主要的是拍攝反動頭子蔣介石如何主持召開國民黨軍委會，如何瞻仰中山陵，如何巡視靈谷寺等。蔣介石穿著筆挺的軍裝，戴著白手套，對周圍致敬的人頻頻答軍禮，前呼後擁，拍得非常威武，非常有氣派。小廖在一旁向我們介紹說：“象這樣一類影片，我們還看瞭好多，比如抗日戰爭勝利後蔣介石到上海，跑馬廳開歡迎大會，蔣光頭登臺發表演說等等，什麼都有！”[2]

3.2015年李遜與蕭木的談話

事情要溯源至1975年。王洪文喜歡吃喝，而請王洪文吃喝最多的是葉劍英，有時半夜都會打電話把他叫去。1975年中國新年的大年夜，葉劍英又將王洪文請去西山，吃年夜飯。葉劍英打招呼說：“我今天身體不好不來瞭，請一些老將軍們代我作陪”。葉劍英吩咐作陪的老將軍們一定要讓王副主席喝得盡興，使他高興。於是，席間眾人輪流向王洪文敬酒，非要灌醉王洪文，有人甚至起哄，往王洪文身上潑灑茅臺酒。同去的蕭木看到高層這樣的吃喝排場，心裡非常難受。

　　 蕭木原是上海市委寫作組核心成員，曾擔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和常委們學習馬列著作的輔導員，王洪文在上海市委工作時，也一起參加學習。1973年5月蕭木奉調北京，參加籌備中的中共十大黨章修改工作。十大閉幕，王洪文成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將蕭木留下當自己的學習輔導員。王洪文對蕭木很尊重，稱呼他時，都叫“蕭老師”。

　　 蕭木一直不願意跟隨王洪文吃喝，許多宴席都被他推托。這次因為是大年夜，王洪文一定要他也去，不得不去。看著潑灑茅臺酒的哄鬧場面，蕭木難受得掉下眼淚。而在之前，王洪文的秘書米士奇以及幾位工作人員，多次希望同樣也從上海來的蕭木，能以老師的身份勸說王洪文，不要這樣沉湎吃喝。年夜飯結束後，蕭木與王洪文談話，整整談瞭三個小時。王洪文聽著，最後說：有的情況你不大瞭解。我有我的難處，上面這些老傢夥根本不承認和不支持黨的十大路線。隻有葉帥還是支持我的，葉帥叫我來，我不能不來。王洪文這是指十大召開之前毛澤東欲立王洪文為副主席，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反對，葉劍英站出來批評瞭許世友之事。

談話結束後，王洪文派瞭輛車，將蕭木從西山送至住地釣魚臺。車子沿著逶迤的道路下山。正是大年夜，沿途彩燈連綿、炮竹聲不斷。但蕭木的心情卻極差，一路眼淚不斷。為什麼，他自己也說不清。

　　 回到住址，蕭木就給張春橋寫瞭封長信，傾訴剛才的情況和自己的心情。說自己是農民的兒子，最看不得浪費和特權。現在新中國建立快25年，文革進行快9年，這樣的狀況怎麼還沒得到根除。蕭木所以給張春橋寫這封信，是因為張春橋在他心目中是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提倡者，尤其他覺得張春橋自身清廉簡樸，在生活方面嚴以律己。信的最後，蕭木落款“在炮竹聲中”，以示寫信時間在大年夜。第二天，年初一，張春橋的回信就到瞭。也是一封長信。大意是，現實確實是這樣，但你不要悲觀，再過25年，肯定不會這樣，肯定會更好。信的落款是“也在炮竹聲中”，回應蕭木的落款。[3]

4.李遜《革造年代》

革命名份換來的不但是房子，還有工資補助。王洪文在國棉十七廠（文革中改名上棉十七廠）當保衛科幹事時，工資是 64 元。當上市革會領導後，工資還是原來的水平，人事關系也仍然在國棉十七廠，由廠裡給他發工資。不過，這點工資不夠開銷。馬天水回憶：‘

1968 年，在十二中全會期間，要辦公室寄二百元給他，上海寄出瞭。……後來，他要的補助越來越多，我們雖有抵制，但抵制很不力。開始沒有限制，後來限制七十、一百，後來一百五六，不斷增加。’

以後，由市革會辦公室每季度給王洪文發放「生活補助」 200 至300 元。這樣，加上上棉十七廠發的工資，每月共 130 至 160 多元，相當於上海十二至十四級幹部的工資。王洪文當上中共中央副主席，沒有拿副主席的工資，還是在廠裡領取原來的工資；上海方面又將給王洪文的「生活補助」每季度增加到 500 元。據統計，從 1971 年到 1976 年 8月的五年零八個月，共補助 1.1 萬多元；其中 1974 年到 1976 年 8 月的兩年八個月，共補助七千多元。除此而外，王洪文還向上海報銷許多開支，包括做衣服，，配眼鏡。對其他調去中央的上海新幹部也是這樣。馬天水說：「他們在北京很辛苦，中央沒有人管」。他指示，給去中央工作的上海工人幹部尤其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如金祖敏等發補助。於是每人每年一般補助二百多元，多者每年近千元。67 而據說，除瞭上海的補助，中央也給這些當瞭中央領導的工農幹部每月一百元津貼。[4]

三、葉昌明的辯護

（1）王洪文在文革中確實調過幾次住房，但應說明的是這幾次搬傢都是由市機關事務管理局負責的，是“機管局”按王的任職變化照章“標配”的。從王洪文在六七年任市革會領導成員和市革會副主任，到六九年任黨中央委員，以後又任市委書記，直至黨中央副主席，職務是一次比一次高，所住的房子也一次比一次好，這隻能說是原來舊的一套按職位配房的制度沒有改革，不能完全歸罪於王本人的。

（2）文革中，王洪文一直是在十七棉紡廠領原工資的。他雖是“工總司”的主要負責人和總工會主任，但從沒有在總工會支出過一次費用。關於他從市委領補助費的問題，我也是在文革後的揭批材料中才知道的。在對王的揭批中，總能看到講王的生活奢侈腐化，領瞭大量的“特殊津貼”，上海輕工業局成瞭王的倉庫要什麼有什麼等等，在某些寫王洪文的書刊中也有這樣的描述。當時我就對這種含糊籠統的說法覺得有些奇怪，經過長期大規模的清查，王到底領瞭多少錢和物應查得很清楚瞭，完全可以開列一份詳細清單以證其罪的，但為什麼就是看不到這樣的具體材料?最近在“年代”作者處看到瞭時任市委常委和市委辦公室主要負責人的張敬標在一九七七年一月七日全市幹部大會上的一份“交代材料”，其中提到瞭王洪文領補貼費的事。看瞭這份“交代材料”，我才似乎有些明白瞭上述的疑問。“年代”中已引用瞭這份材料，我在此再引用一下。張的交代摘要如下：“據統計，從七一年到去年八月，五年零八個月的時間，共補助一萬一千多元，特別是他到北京後，官越當越高，胃口也越來越大，要的補助也越來越多。其中七四年初到去年八月，二年零八個月的時間，補助竟達七千多元”。按張交代的這份“賬單”可得出：①自七一年到七六年八月，共五年零八個月的時間，得補助一萬一千多元，平均每個月是一百六十一元多些。②其中七四年初到七六年八月，共二年零八個月的時間，得補助七千多元，平均每個月是二百一十八元多些。平均每個月補助一百六十一元，其中部分月均是二百一十八元，這些數字能說明些什麼，恐怕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我隻想說的是，這份“賬單”在七七年一月就向全市幹部公開瞭（由市委辦公廳印發瞭四萬份），為什麼在以後的批判材料中，在某些人寫王洪文的書中，在提到王領大量的“特殊津貼”時，不引用一下呢？是否這也屬“不宜引用”？（在“年代”書中有個“註”，提到瞭周總理向毛主席請示對王洪文的待遇問題，毛答可同周一樣，但後王拒絕瞭“中辦”給他發工資。當然，該“註”隻是一傢之詞，無法核實，隻能供參考的。）

（3）至於輕工局成瞭王洪文的“倉庫”，“要什麼有什麼”。這是否是事實呢？同樣也沒看到過有一張核實過的“賬單”公佈出來。但我可提出兩個疑問：①王洪文在北京是住在釣魚臺的，這是國傢賓館，不可能缺少該有的應用物品，王還需要輕工局提供什麼他個人要用的東西?就是有需要的，也不可能“有什麼要什麼吧”。②馬振龍（輕工局）給王洪文送過東西，我想這是應該有個“賬單”的。如果馬給王送的東西沒有“賬單”，是一筆糊塗賬的話，市專案組和輕工局在審查馬問題時，肯定不會放過馬的，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的。而如果查下來確有問題的話，也一定要算馬的這筆賬，追查馬的責任（罪行），但是在審結馬案時，卻沒有聽到過有這方面的結論。在批審馬振龍時，對此事一開始搞得聲勢非常之大，結束時卻無聲無息，似乎沒有發生過此事般，是否有點奇怪？而從王洪文方面來說，王向上海要去瞭不少東西，這些東西流向瞭何處，中央專案組肯定也會追查的，但可斷定他們一定是查不下去瞭，隻能不瞭瞭之。內情很簡單，因為王要的東西，都是別人向他伸手要的，王為瞭應付他們，也隻能一再向上海要。這一點，我們當時就有所聽說的。

（4）王洪文是“工總司”和總工會的主要負責人，和總工會的幾位主要核心成員都是籌建“工總司”時就在一起的，關系當然很親密的，但王在任市委書記時，並不是像某些書刊中編造的那樣，經常與一幫“小兄弟”一起吃喝玩樂。在我的印象中，王在七二年去中央工作前，隻在上海大廈召集“工總司”的主要核心成員吃過一次飯。另一次是在七五年下半年他來滬時在東湖賓館也請我們少數幾個人吃過一次飯（就是文革後大肆渲染的“蟹宴”）。在七五年開四屆人大時，王秀珍帶我們幾個人去王洪文住處，王招待我們吃飯又看瞭電影。我雖然主持總工會工作，但因王洪文不分管工會工作，所以我與他除瞭開會碰到，平時很少找他的。他到北京任職後，我沒有向他打過一次電話或寫過信。[5]

[1] 出自陳冀德《生逢其時》 [2] 出自宋永毅文庫 [3] 出自《張春橋和<有感>》 [4] 這段出自李遜《革造年代》。主要來源有： 馬天水1976年11月5日《我的揭發交代》，上海市區、縣。局黨員負責幹部會議秘書組1976年11月18日印發。 張敬標1977年1月7日《我的揭發交代》，中共上海市委辦公室1977年1月24日印發 [5] 出自《葉昌明讀革造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