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一百年過去瞭，辦農民合作社還是這麼難？

從2007年起，我在雲南的一個村子裡協助村民辦過水稻種植的合作社，幫村民賣生態大米。

2013年，我所在的公益機構在廣東從化的鄉村裡也嘗試做過合作社。當時因為發現村子裡有很多青梅樹，我們就嘗試邀請外面的老師教村民加工青梅的技術，其實做起來也比較簡單，在傢庭的小手工作坊裡就可以操作。嘗試制作瞭一些產品之後，我們感覺青梅加工的事情可以搞。2016年，村民組建瞭一個青梅加工合作社，有十多戶村民參與進來，一直堅持到現在。

如果和當年費達生與女蠶校所推動的蠶絲合作社相對照，盡管我們具體的產業不同，社會環境不同，但也有很多值得比較的地方。對照兩種實踐，促使我們思考：農村合作經濟到底是什麼樣的？實踐中又遇到瞭什麼問題？

●老年的費達生（左三）、費孝通（右三）重返開弦弓村。攝於費孝通江村紀念館。●原鄉梅好合作社制作梅精的農戶合影。

一、從農業到工業

回頭看費達生和女蠶校近100年前的實踐，不能不感慨他們非常“牛”。

在我看來，在開弦弓村搞合作社有很多難點，其中之一在於蠶絲產業的市場化程度非常高。養蠶、繅絲、加工、銷售，這些環節的生產方式和利益格局是固定的，而且整個產業的主導權不掌握在生產者的手上。如果合作社要進入這樣一個環環相扣的鏈條，不僅需要改變其中一個環節，還涉及產業鏈上上下下的各個環節。

前段時間我們去瞭江西贛州的贛南臍橙產地。臍橙產業風風光光地發展瞭二三十年，是當地村莊的支柱產業，類似蠶絲業在開弦弓村的地位，市場上的分工也是高度專業化的。客觀上講，依靠市場的力量，村民不用合作，各憑本事，隻要能把橙子種出來，盡管不一定能賣出高價，也能保證賣得出去。

因此，對那個地方的農民合作，我們目前隻能想象到可以辦一間“田間學校”，組織農民一起學習一些能夠降低成本的技術，從而提高他們的收入。如果涉及更大范圍的合作，就需要去改變整個臍橙的產業鏈條，但這是我們現在不敢想象的。

我們今天經常講鄉村振興要一二三產融合發展，但是很少有人能把第二產業做好。大多數實踐要不然就是做一產，要麼就是跳過二產直接去做三產。所以他們當年的嘗試雖然在1937年被迫終止，但是已經取得瞭很高的成就。

女蠶校1924年到開弦弓村，先是建立瞭21戶人傢參加的蠶絲改進社；1925年，擴大到120戶，組成5個小組，實行共同消毒、共同催青、稚蠶共育、共同售繭。費達生他們始終認為，共同養蠶這種農業合作是有局限的。1929年，他們組織蠶農入股，爭取銀行貸款，創建瞭生絲生產運銷合作社。在費達生看來，這一步是引導鄉村的傳統經濟向現代產業經濟轉型的嘗試，但又希望工業化的過程讓村民不必背井離鄉進入城市，像今天所說的“離土不離鄉”。

●蠶絲改進社推廣的新技術和稚蠶公育大大減少瞭幼蠶的死亡率。攝於費孝通江村紀念館。

後來他們還以開弦弓村為基礎，在周邊的很多村鎮發展起合作社，希望能夠建立起一個連接城鄉、整合產銷、工農業在地協調發展的系統。這種成就，即使今天也很少有人能夠超越。

二、辦工廠，怎麼解決技術和資本？

女蠶校之所以能把合作社辦起來，離不開突出的技術優勢。從技術角度介入，一開始是非常有效的，從養蠶到繅絲技術，降低損耗，提高生產效率，提升生絲品質。所以最開始幾年，合作社的產品在市場上有競爭力，也能提高社員的收入。

他們還創立瞭“代繅制”，將原先合作社的烘繭、繅絲環節剝離出來放入公益性的工廠，但隻收繅絲的費用，其他的利潤全歸社員。這樣，一方面通過專業化的工廠提高生產效率；另一方面，村民掌握的環節增多瞭，分得的利益也能夠增加。

●震澤制絲所，1935年女蠶校接手後改為合作社代烘代繅，費達生曾在該廠任經理。攝於費孝通江村紀念館。

現在，一些公益組織做農村發展工作時，最開始也都是技術切入：為瞭使農民增收，就引進新品種、改進種植養殖技術等。但是如果沒有女蠶校這樣專業力量的支持，技術的改進就非常困難，農民自己在技術上很難形成優勢。現在絕大多數公益組織也很難再發揮像女蠶校當年這麼大的作用。

回看我們培育的青梅合作社，在技術上也一直保持著手工作坊的狀態。其實不是大傢不想改進技術，我們甚至也咨詢過農科院的老師，探討建加工廠的可能，但後來放棄瞭。問題之一就是加工廠的生產線需要操作和維護自動化設備的技術，而想要村民掌握這些技術比較困難。

●合作社所屬工廠制絲中的一些工序，參與絲廠的當地工人以年輕女性為主。攝於費孝通江村紀念館。

合作社搞加工廠的另一個門檻是資本。青梅合作社建廠需要的資金太多，相應的風險也變大瞭。

對應開弦弓村的例子，最初女蠶校辦的蠶絲改進社不太需要資本：通過鼓勵蠶農一起消毒、催青等等，來實現簡單的技術改進，這些工作可能隻需要在村裡找到公用的房子，不需要大量資本投入。

但是當合作社辦工廠時，資本的需求一下就提高瞭，而村民自己沒有辦法提供這樣的資本。在開弦弓村的合作社裡，社員甚至連入社的股金都沒有繳齊。費孝通、費達生當時也都看得很清楚。在小說《繭》裡面，因為工廠需要的周轉資金，吳廠長隻能去上海找銀行貸款。這和開弦弓的實際情況很像，當時合作社的主要資金來源也是農民銀行的貸款。

技術和資本的問題也是與產業規模嵌套在一起的：為瞭提升效益、擴大市場，就需要提高競爭力，那麼最好的辦法是使用機器提升技術水平和生產效率、穩定產品質量。這不僅導致投資增加，還會擴大規模，那麼銷售的壓力一下子就增加瞭。環環相扣，對農民來說每一環都不簡單。因此，我們的青梅合作社還是沒有敢於走出這一步。

●大傢一起熏烏梅。新鮮的青梅需用柴火均勻熏烤脫水，靜置幾天後再烘烤成黑色制成烏梅。●青梅合作社制作梅精的傳統工具，同時選用石頭、木、竹、陶瓷等材質，以避免梅精和金屬發生反應。

三、村民和合作社越來越遠？

在開弦弓村的工廠辦起來之後，村民和合作社反倒變得疏遠瞭。

費孝通在《江村經濟》中提到，1930年以後，蠶繭的收購量逐年下降。這是因為合作社給出的繭價不夠高，而且不能完全用現款結賬，蠶農認為不如自己在傢手工繅絲後再賣出去。

反過來，工廠因為開工不足，又要去合作社外面找原料維持生產。遵循這種市場的邏輯，合作社的工廠和外面的加工廠越來越沒有區別，離合作社的初衷越來越遠瞭。

這時候村民和合作社之間隻保持著一種純粹的經濟關系——社員隻是負責賣繭給工廠。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合作社生意好的時候我就賣給你，生意不好的時候我就毀約不賣給你。村民隻是為瞭自己多賺點錢，這也很能理解。

雖然從理論上說，村民的另外一重身份是社員，是合作社的主人，但是他們卻沒有這樣的意識。合作社建立的社員參與機制也沒有落地。

我們的青梅合作社也出現瞭類似的情況。種青梅的農戶會考慮是賣給合作社還是其他販子。二者在有些細節上的要求是不一樣的。比如合作社需要的青梅不能從樹上直接打下來，要一顆一顆去摘，或者打下來之後也要挑選一下，確保梅子沒有傷口，才方便後面的加工。有些產品對於青梅的大小也有要求，比如做話梅的梅子不能太小，否則果肉太少，也不利於銷售。所以雖然漫山遍野都是青梅，但是找到合適的果子也不容易。合作社的果子要求精挑細選，而且不能打藥，如果要在收購價上體現這些隱性的成本，代價是非常高的。可是從實際價格上，合作社隻能比其他販子的收購價高一點點。

對於前端種植青梅的農戶來說，如果用經濟利益去考量自己和合作社之間的關系，那他們就很可能把果子賣給販子，而且每年的選擇都會有變動。

●為瞭給合作社供貨，社員挑選出品質上乘的青梅。

四、銷售與市場

其實合作經濟最終能不能夠成功，更重要的是產品能不能賣得出去，這一點在農產品上尤為明顯。

有些公益組織以技術手段入手，比如給村民引進新品種的牛羊，但是因為養殖風險大、市場不穩定，也遇到瞭許多困難。所以相較而言，在今天的合作經濟中，穩定的市場比技術更重要些。

我們剛開始做青梅酒的時候，市場還是比較好的。但後來另外一些友商也加入青梅酒的市場，和我們形成瞭競爭。畢竟我們隻是大市場裡的一個小小的合作社，人傢工廠裡做青梅酒的質量和規模，和村民自傢作坊完全不一樣。

到今天，無論本地還是全國市場，青梅加工品的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2020 年以前，其實都是我們這個公益組織在承擔市場營銷的工作。當時我有感而發，覺得賣貨很難，就寫瞭一篇文章《公益組織做生意？入坑之前需三思》來說明當時的思考。

如果村民保持一種純經濟的關系，銷售團隊的壓力就更大。比如我們加工瞭1000瓶酒，可能要很久才能賣完。過去在村裡賣米的時候，當地的村民有句話叫“賒三不如現二”，意思是說你賒欠三塊錢、不如現款兩塊錢結清。合作社又沒有足夠的資本，村民能容忍我們多長時間給他結賬？如果真的賣不完，村民能不能一起共擔風險？

也是在2020年，我們機構實在是幹不下去瞭，就把市場營銷的工作交回到村民手上。

村民在合作社裡承擔的工作越來越多，分工越來越細，本來是一件好事，也是我們的初衷。因為整個產業鏈條上有越來越多的環節落在村裡面，客觀上可以讓村民獲得更多的利益。但是我們又發現，這樣的演變導致涉及到的村民越來越多，利益關系也越復雜，想要協調村民之間的關系變得更困難瞭。

●仙娘溪和樂明村的阿姨們一起交流制作話梅的經驗。

五、如何突破經濟關系？

其實村民和合作社本來不應該是一種純粹的經濟關系，因為合作社是歸全體社員所有的。像開弦弓村的蠶絲合作社，也是以社員大會作為最高的權力機構，每個社員都持有一部分股份，也應該履行對合作社的責任。

但我認為，從實際操作上，全體社員集體所有這一點是很難達到的。現實中開弦弓的蠶絲合作社的狀況是，合作社在產業學校的指導下，讓村莊裡的能人來管理，而絕大部分社員並沒有參與到合作社的經營中。這種形態更接近費孝通在《繭》中描寫的吳廠長所開的工廠，它是一個有五六十人的企業，大部分人在裡面隻是做工。工廠的所有者吳廠長是一個有良心的老板，但也僅此而已——他沒有把工廠變成合作社，打工的村民也沒有轉變為社員。

●開弦弓村生絲精制運銷合作社股單。攝於費孝通江村紀念館。

但是如果深究，其實不僅是架構的問題，而是工廠所有權及村民如何理解的問題。

《繭》裡面提到，蠶絲工廠要提高生產效率，又不想向其他工廠學習、靠加班來剝削工人，那麼工人生產的積極性從何而來？工人們怎樣才能願意主動投入時間去勞動？《繭》裡面說，要做農民的教育，讓大傢認識到工廠是大傢的、而不是廠長的。

而從我實際做工作的體會出發，這種引導和教育工作是非常難的。100年後，青梅合作社遇到的問題是：如果合作社就隻是一門生意，那對村民來說當然就是能賺就做，不能賺就拉倒。

在這種狀況下，當合作社逐漸發展、合作的鏈條越拉越長，基本的關系問題卻沒有解決，等於將合作社建立在瞭非常脆弱的基礎上。一旦遇到外部風險，合作社就很容易垮掉。

這也是開弦弓村的實際狀況。辦得還不錯的開弦弓合作社，因為1929年全球的經濟危機導致國際市場萎縮，再加上社員不再賣繭給廠裡，合作社在產銷兩端都難以維系，經營狀況逐漸惡化。今天我們可以理解，當時工廠首要解決的問題一定是找更多的原料來、讓工廠能夠維持運作、正常開工，很難有精力再去考慮如何動員農民。

坦白說，這些動員和教育的工作應該做在前面，要不然就容易出現這樣的情況：當合作社辦得好的時候，社員可以同甘；一旦出現困難，難以共苦。因此，反倒是有些鄉村組織，一開始並沒有以經濟為目的，在大傢沒有利益關系的時候先把關系理順，把想法統一，後來再轉型做合作經濟時，運營才更加健康。

六、作為“中間物”的農村合作經濟

費達生在開弦弓村的實踐，最終在1937年以後完全中斷瞭。這其中有蠶絲市場受到全球經濟危機、日本侵略等外部原因，但我認為即使沒有這些原因，它也很難繼續延續下去。

女蠶校在介入鄉村的時候，選取她們所擅長的技術角度切入，想借此撬動鄉村經濟形態和村民關系的轉變，這條道路其實不太成功。合作社始終還是在用一條腿走路：經濟上走得很快，但組織、教育等等都沒有跟上。

盡管費達生和女蠶校在直接面對當時的鄉村問題，是非常有勇氣的。但是其中的缺憾也無法回避。開弦弓村的合作社隻是一個階段性的嘗試，但不是終點。這也就是標題中 “中間物”的意思，指合作經濟是歷史中的一種暫存的形態。

合作經濟的價值，不僅僅是經濟上的增收、生計的改善，還在於它具備重塑生產關系的潛在力量。而重塑生產關系，才是費孝通所說的“以鄉村建設作為中國社會的出路”所要達到的層次。其實費達生對合作社已經有類似的想法，隻不過沒有做得非常徹底。

如果從今天的視角看，合作經濟再往前走，可能的路徑是什麼呢？我現在也並沒有完全想清楚。

例如，用現在政策上經常提到的農村集體經濟做參照。集體經濟一般是由村兩委牽頭、並且能夠整合和動用整個村莊的資源，而我們現在的合作經濟還遠遠沒有到達這個層面。合作社這種一群人的“小合作”，能不能夠跳躍到集體經濟的“大合作”？在實現這樣的跳躍的時候，就會觸及根本性的問題：誰能夠代表這個村子？誰能處置村莊的資源？

很多合作社無法實現這一跳躍。但我認為這樣的跳躍是重要的，否則一群人的合作經濟，很難成為村莊的出路，更無法貢獻於整個社會的出路。從這個角度看，農村的合作經濟實踐，可以被看做是一場組織和人才培養的實踐，為未來更長遠的社會的改變去做一些準備。

圖片：原鄉梅好合作社食通社

編輯：王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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