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看到友人捧著一本小說集讀，借來隨意翻開其中一篇——《母親的死與新的母親》，篇幅不長，很快讀完，可仿佛人之短暫又宛如輪回般苦難的一生從指間劃過，讓人無盡唏噓。
小說故事很簡單，歸結來說，便是“我”的生母死瞭，兩個月後父親再婚，原以為會和繼母無法共處，但實際相處還算融洽。之後繼母連著生瞭7個孩子，就連印象中年輕貌美的繼母，也在生完最後一個孩子時，發出和生母一樣的感慨：“可能是因為上瞭年紀，身體越來越虛弱瞭。”
小說沒有強烈的戲劇沖突，語調平緩冷靜，將“生死”這樣宏大的主題以類似“日記體”的方式娓娓道來，看似波瀾不驚，實則無限煙波。如描述生母奄奄一息的樣子是“剪掉頭發的母親醜陋得教人害怕。”當生母咽下最後一口氣時，是“母親終於死去瞭。”透過這些無比真實的細節，從細微之處觀察生活的幸與哀，坦露出心境的細膩變化。這便是志賀直哉《在城崎》這部小說集的妙處瞭。
志賀直哉（1883年2月20日—1971年10月21日），日本作傢，“白樺派”代表作傢之一，被譽為“日本小說之神”。
可能對大多數人而言，志賀直哉是個相對陌生的名字。但他其實深受夏目漱石、芥川龍之介、小津安二郎等人推崇。芥川龍之介評價志賀直哉是“沒有俗氣、最接近詩意、最純粹的日本小說傢。”鬱達夫評價說“他的作品很少，但文字精煉絕倫，在日本文學界的地位，大抵可以比得中國的魯迅”。
《在城崎》這部小說集收錄瞭志賀直哉創作生涯不同時期的17篇作品。其內容多取材於身邊小事，經由自我的心理調和，歸結於內心的平和恬淡，被歸類為“心境小說”，屬於“私小說”之一種。私小說分為兩大類別：調和型與破滅型。心境小說屬於“調和型私小說”；“破滅型私小說”的作傢則在現實生活的困境或精神苦痛與危難之中陷入“自我”的沉淪，其中最為大眾所熟知的當屬太宰治。
《在城崎》可堪心境小說的代表作，和《母親的死與新的母親》一樣，同樣是對“生死”的探討，但在具體的寫作手法上，又絕非宏大厚重的敘事。事實上，志賀直哉的所有小說都摒棄瞭復雜的外界因素，隻專註於心境的幽微變化和體悟感知。《在城崎》講述的是“我”被電車撞傷後，在療養院通過觀察蜜蜂、老鼠、蠑螈這三種動物的死亡，進而展開對生與死的關系的思索。“我”看到聚集在排水口的蠑螈，想嚇唬一下蠑螈，於是拾起石塊朝蠑螈扔去，沒想到卻砸死瞭它。正是出於我的偶然舉動，造成瞭蠑螈的死亡。生與死看上去是兩個極端，原也不過是一瞬間的事。關照到自己被電車撞傷，實在是深有感觸。
再如《雨蛙》講述的故事，一句話概括就是老婆和別人睡瞭一夜的故事，但在故事結尾，主人公仍傾向於自我的心境調和。而為瞭達到這一目的，在此之前，作者突然撇開瞭故事的主脈絡，講述瞭歸傢途中遇見雨蛙的描寫：
“這時他不經意抬頭一看，發現電線桿中段有個什麼青色的東西。是什麼呢？剛這麼想，立刻註意到那是雨蛙……那樹枝長出的部位而今因朽壞形成一處小小的肚臍狀的凹陷，兩隻雨蛙重疊著趴在裡面……雨蛙是為瞭捕捉聚集到燈下的蟲子，才在這地方安下瞭簡素的傢。它們一定是夫妻吧，贊次郎這樣想。他把雨蛙指給阿汐看，她卻毫無興趣。”
志賀直哉為什麼要這麼寫呢？雨蛙和可能發生過的出軌之間有什麼意義呢？象征瞭什麼呢？答案或許是本身就沒有隱喻，所寫即所見。神來一筆將主人公面對難以接受的現實時的心緒岔開，將緊縛著的壓抑的情感進行瞭松綁。由此，他不再糾結於去想象那場可能的出軌，而是不斷調和自我的心境。《雨蛙》無疑是一部上乘之作。
《篝火》亦如此。以“散文”化的方式記錄瞭一群好友在山中遊玩，相聚一起聊天，其中一位朋友講起自己曾走夜路困在雪裡，母親感應到他遇到瞭危險，差人去找他。微弱又奇妙的心靈感應與結尾處熄滅篝火的場景相結合，妙不可言。
“K猛地將燒剩的柴火向著湖面遠遠拋出。柴火散落著紅色的火星飛去。柴火映在水面，水中也有一根散落著紅色火星的柴火飛出，水面上空和水上描繪出同樣的角度，兩者在水面結合的瞬間便‘咻’地熄滅瞭。”
除瞭以自身經歷為創作素材的作品，也有一些以社會新聞或日常見聞為素材的虛構小說，如《范的犯罪》《正義派》《學徒之神》《清兵衛與葫蘆》等，一定程度上擴充瞭志賀直哉的小說邊界，不隻是約束於“心境小說”這一標簽之下。
《范的犯罪》講的是雜技師范某在飛刀表演中殺死出軌的妻子，法官為瞭搞清是過失殺人還是故意殺人，對其助手、范某一一詢問，范某坦誠地回答瞭法官的問題，他表示自從知道妻子出軌並生下和別人的孩子後，與妻子之間便沒瞭感情，他也曾長久掙紮，想要殺死妻子，但個性懦弱的他始終未付出行動。至於表演中發生的意外，他也不清楚究竟是有意為之還是過失殺人。最終，法官聽瞭他的心聲後，判定范某無罪。小說一步步抽絲剝繭，多以范某和法官的對話為主，宛如剝洋蔥，一層層剝開范某隱秘內心的真實想法。對情理和法理的辯證思索耐人尋味。
《正義派》則探討瞭“正義感”。三個鐵路工人親眼目睹電車司機因操作不當，撞死瞭一個小女孩，三人出於樸素的正義感挺身而出，去警局當證人。但當他們走出警局，卻發現此事已經被大眾忽略。三人去瞭酒館解悶，主動向酒館裡的人訴說此事，但沒有人關心。最後想到他們的處境，想到可能會因此事被開除，三人憂心忡忡，不由地後悔起來。這個小說中，三人的心理變化軌跡一覽無餘。
與之類似的還有《學徒之神》對“善心”和“憐憫”的界定。年輕的貴族議員A註意到學徒對某傢壽司店的壽司垂涎已久，遂大發善心尋瞭個借口，讓學徒如願吃到瞭壽司。但之後A卻有種莫名的不安，不敢再主動經過那傢店。因為他分不清楚自己是出於憐憫還是單純出於善心才幫助的學徒。
不難看出，像《范的犯罪》《正義派》等故事，時至今日仍然極具現實意義。樸素的正義感在面對現實時的無力，情理與法理之間的不當量度等問題依然存在，發人省醒。而像《流行感冒》這樣的故事，在經歷瞭新冠疫情，當戴口罩、核酸檢測、健康碼成為日常，大眾在潛移默化地“習慣”瞭後疫情時代的種種束縛時，像《流行感冒》這樣的文學作品，切實表達瞭人們面對病毒時的復雜心態。如果說加繆的《鼠疫》是從群體的角度出發，表現出對困境中人性的深入觀察，那麼，《流行感冒》則舉重若輕地從個體的角度，從一個傢庭的角度切入，讓讀者感受到病毒造成的恐慌。
《流行感冒》講的是因第一個孩子意外夭折之後，身為父親的“我”便對兒子格外小心，生怕他受到丁點傷害。之後，鎮上流行感冒泛濫，“我”明令禁止不讓女仆們外出看戲，以免感染病毒傳染給小兒子，但其中一位女仆還是偷偷去瞭。被“我”知道後，遂決定趕她出門。
一場流行感冒，改變瞭人際關系，產生瞭信任危機，人與人之間變得冷漠、疏離。全篇幾沒有對病毒的正面描寫，卻處處都是病毒傳播的恐怖。而這種擴散，隨著信任的破裂不斷蔓延，緊逼。這與當下的境況何其相似。仔細想來，其實現在的人不乏對生活的深度思考，我們每每能在社交平臺看到大眾為某一社會熱點新聞痛心疾首，發出自己的一份呼喊。但當熱點過去，當事件淪為冰冷的“新聞”字眼，當新的熱點出現，過去的被取代，被遺忘，微弱的吶喊顯得無力、蒼白時，也許如《流行感冒》這樣的文學作品可以成為一種表達的途徑。雖隻是極為普通的生活場景，極為簡單的所見所聞所思，卻細入幽微，精準捕捉到人心的變化無常。
《在城崎》這本小說集中，最讓筆者喜歡的是《清兵衛與葫蘆》《某個清晨》之類的故事。幾乎無情節，極為澄凈，像是一張張未經塗鴉的幹凈宣紙。敘述避免煽情，以客觀簡練的口吻，將主人公的心理活動清晰呈現出來。《清兵衛與葫蘆》講述的是一個叫清兵衛的小孩，盡管遭到父親和教員的訓斥、反對，仍然癡迷於葫蘆。《某個早晨》寫的是祖母多次叫我起床，可“我”賴床不起，和祖母賭氣，甚至想著離傢出走。但祖母轉頭便忘記瞭剛才的不快，我看著祖母收拾東西，不禁流下淚來。
諸如此類的小說，實在太“簡單”瞭，寫的就是人類共通的情感，除此之外，別無其他。但恰恰就是這些微妙的情緒或情感，反而輕易便能引發共鳴。試問，小時候我們誰沒有賴過床，和祖母賭過氣呢？但我們又能切實感受到祖母的愛，所以才會內心酸楚，想著不應該和祖母生氣，才會感同身受地理解主人公為何會情不自禁地流下淚來。再如清兵衛喜歡葫蘆，就是出於絕對的、沒來由的喜歡，那是一種不被任何雜質所污染的“喜歡”。與之相反，大人的喜歡背後卻是充滿利益交換的勾當，葫蘆成瞭拿去倒賣賺錢的物品。
在這些作品中，志賀直哉將減法做到瞭極致，他拒絕瞭任何復雜的寫作手法和結構編排，以利落又不失溫情的筆觸，傳遞出情緒的起伏，刻畫出心境變化的清晰軌跡，看似清湯寡水，沒有技巧，實則是去除瞭一切矯飾。這是志賀直哉小說的共性和特點，表面上看簡單平淡，實則餘韻十足。因為他通過瑣碎的生活細節，寫出瞭個體幽微之處，人類普遍的人情世故、世態人心。這樣的創作，肯定不是精致的大魚大肉，更像是一碗充滿煙火氣的白米粥。而能夠將生命的綿長、瑣碎的細節寫出煙火味來，足矣。我想，這或許正是志賀直哉被贊譽為“小說之神”的原因吧。
當然，“小說之神”這個稱謂不乏揶揄的成分。事實上，以志賀直哉為代表的“白樺派”作傢，他們的作品也確有一定的局限性。
1910年，日本文壇的一批青年作傢創辦瞭《白樺》雜志，掀起瞭白樺運動，由此形成瞭日本現代文學史上的“白樺派”。這些作傢有豐裕的物質生活作保障，能夠專心於文學創作。其代表作傢有武者小路實篤、志賀直哉、有島武郎等。白樺派作傢特殊的階級出身使其更加註重精神層面的追求，文學的思想基礎是人道主義，深受托爾斯泰、屠格涅夫、惠特曼等人的影響，這也是白樺派區別於其他流派的顯著特征。其中，托爾斯泰對日本白樺派的影響尤為突出。盡管白樺派作傢在文學主張、思想等方面有著共同的追求，不過在具體寫作風格上還是各有特點，如武者小路的作品通俗易懂，語句短小利落，文筆明快，富有幽默感。志賀直哉的作品則反對人世的醜惡和人性的虛偽，追求人性內心的平和等。
但白樺派作傢的局限性在於，隨著他們對人道主義的深入瞭解，逐漸對自身行為產生偽善的認知。他們主張民眾權利的正當性，但自己卻無法脫離特權生存。以志賀直哉為代表的白樺派作傢，其筆下的人物，大多都是貴族子弟，不事生產。如果沒有傢庭雄厚的財力作保障，想必志賀直哉文學作品中完全排除功利因素的純粹性也將不復存在。
此外，“調和型私小說”的作傢在完成創作的同時，在實際生活中也獲得充實平和的心境，但繼而會漸漸失去創作動力，甚至停止瞭創作。據說這也是調和型私小說作傢不可避免的宿命。二戰之後，志賀直哉的文學創作便經歷瞭漫長的空白期，或許佐證瞭這一觀點。
不過，就如《范的犯罪》中主人公所說的那樣，“對自己的未來我看不到一絲光亮。但自己心裡還燃燒著尋求光亮的願望，我要讓它到燃盡為止。”某種程度上，志賀直哉也以自己為燃料，盡情燃燒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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