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乾隆朝最能打的索倫戰士,如何到瞭鴉片戰爭卻銷聲匿跡?

作者|冷研作者團隊-明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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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索倫人如何而來,首先就要先瞭解“索倫”一詞所指為何。就如明朝的“女真”一詞,與其說是對某一民族的稱呼,倒不如說是對東北亞這一區域族群的籠統稱呼。“索倫”這一詞雖然沒有“女真”那麼寬泛,但本身也不是明確某一族群稱呼。“索倫”的滿語本意為“河流上遊”,換言之,所謂的“索倫人”,本質上就是或因俄國入侵,或因清朝為便於控制而將他們南遷之前,生活在黑龍江中上遊的多個族群。

▲近代俄國人拍攝的索倫(鄂溫克)人

描述范圍的寬泛,讓“索倫人”的生活方式,也和明代的“女真人”一樣,都並非隻是一個單一的“漁獵民族”可以描述。其中既有高士奇在《扈從東巡日錄》中描述的“無君長統屬,散居山谷間,其人勇悍善騎射,喜漁獵,耐饑寒苦辛,騎上下崖壁如飛,每見野獸蹤跡,躡而求之能得潛藏之所”,但也有像蒙古人一樣遊牧的部族,還有半馴牧半遊獵的著名“馴鹿”部,以及在俄國人記載中,開墾土地進入農耕狀態的索倫部族。

▲寬泛的所指,讓索倫人所包含的族群並非單是漁獵民族

之所以花費篇幅來講述“索倫”的含義和索倫人的生產方式,所要表達的,便是索倫人並非完全是清代所描述的“以捕貂為恒業”的“打牲(狩獵)”人。所以索倫人在乾隆年間的戰爭中,領清軍將領嘖嘖稱奇的騎射技藝,也不能簡單歸為他們日常“打牲”鍛煉出的機巧。

實際上在較早的順治、康熙兩朝,當時的清朝上層,並沒有發覺索倫人在騎射方面有什麼特別之處。甚至為維持清朝對東北地區的統治,在康熙年間“自吉林烏拉至黑龍江,以蒙古、錫伯、達瑚理、索倫等人力耕種田谷”,換言之,就是讓索倫人也跟著去給清朝官府種地軍屯去瞭。

▲清朝為瞭應對俄國的威脅,在東北開始瞭大范圍屯墾以備戰時所需

不過隨著清準戰爭的爆發,索倫兵的戰爭價值開始得到體現。不過這個體現並非是索倫人的騎射技藝,而是他們所在的,臨近蒙古喀爾喀部的黑龍江地區。從這裡調兵組成的北路軍,不僅可以對準噶爾形成夾擊之勢,更重要的是,清朝軍事力量在這一地區的活動,對在清準之間搖擺的蒙古喀爾喀地區,也可以進行有效震懾。

▲喀爾喀蒙古各部在清、準、俄之間長期保持觀望狀態

在這一軍事需求下,從康熙到雍正兩代,黑龍江地區開始不斷吸納索倫人進入八旗行列。比如在和通泊之戰前,清朝就在當地駐防的索倫兵外,又“於佈特哈(打牲)索倫、達斡爾內挑選二千人……選精幹歷練者一半,精壯者一半,此二千人俱令操練鳥槍,二人合給兼人一名,其子弟或跟役自願攜帶。”

從這種選拔方式和配給鳥槍來看,這些索倫人與其說是被視為軍中騎射精銳,倒不如說單純是用以補充當地兵力。而和通泊之戰中,索倫兵的表現也是“索倫兵……質性獷悍。曩時和通呼爾哈之戰,彼即先奔”,最後引發連鎖反應“索倫、察哈爾、歸化城、土默特、喀喇沁兵丁,俱乘機潰散逃遁”。

▲黑龍江地區在清準戰爭的重要地位,讓索倫人開始走上清朝的軍事史舞臺

不過像和通泊之戰的翻車隻是個例,正是在康雍兩朝,索倫兵的開始逐漸打出名聲。這一方面是對索倫人而言,在開發程度較低的黑龍江地區,過於原生態的自然環境,哪怕是耕種為生的索倫人,對熟練使用弓箭也存在剛需。加之康熙到雍正兩代,索倫人入旗整編完成瞭系統的軍事化管理,又在清準戰爭中,多次交替征調入蒙作戰。

這些因素匯集起來,才讓索倫兵在指揮調度、作戰機巧、戰鬥經驗等方面開始在清朝軍事系統中凸顯。更重要的是,隨著和通泊之戰中,包括京城八旗在內多地八旗精銳盡失,清朝也急需新的精銳來提振八旗戰力,以此確保八旗在清朝軍事上的重要性,進而穩住八旗在清朝政治中的重要性。

▲索倫人出身的海蘭察正是以軍功起傢

對於巔峰時代的索倫兵,正如《嘯亭雜錄》中評價的“國傢撻伐四夷,開辟新疆二萬餘裡,南驅緬夷,西剪金川,惟賴索倫輕健之師,風庵電擊,耐苦習勞,難櫻其銳”。不過在索倫兵獲得一個又一個盛贊時,索倫人這個族群也開始悄然被清朝毀滅。

雖然包括乾隆帝在內,清代高層對索倫兵的盛贊頗多,但索倫人所享受的待遇,完全無法和他們得到的贊譽相稱。首先是裝備,由於索倫兵所屬的黑龍江地區本身生產能力有限,加之征調頻繁,故而難以保證受征調的索倫兵的軍械武備。

時任黑龍江將軍的清保曾奏請清廷,由朝廷為出征的索倫兵補充棉甲,但得到軍機處的回復是“至棉甲一項,原為鼓勵出力兵丁之用,並無派兵一名,即給棉甲一副……將現存棉甲解付軍營備賞,毋庸另造”。

▲黑龍江地區有限的生產力,自身難以滿足索倫兵頻繁調度的巨大軍械需求

然而這種刻薄並不隻在索倫士兵的裝備上,對於索倫軍民的生活條件、包括索倫人在內的“伊徹(新)滿洲”政治地位,清朝都實行瞭打壓政策。正如前文所說,索倫人的生產方式,雖然有完全依靠漁獵為生的“打牲”,但同樣也不乏進行農耕和畜牧部族。不過對於索倫人的屯墾行為,清朝上層保持著強烈的反對態度。

乾隆帝就以 “索倫等向賴狩獵養蓄為生,並不務農……索倫等隻圖眼前利益,從習漢俗,日久之後,忘其舊習,棄其技藝,於邊界地方甚屬無益”為由,下令因生活貧苦而開墾土地耕種的索倫人交出土地。需要註意的是,類似的事件並非第一次發生。

前面提到的康熙年間,清朝從吉林到黑龍江開始的屯墾活動,最後在這些土地開發完成後,清朝則是以“其官員、兵丁及索倫、達瑚理之人皆致勞苦。此數年來,所種之谷儻足以備用,則集眾力以耕作可以停止”為由,將索倫人開墾的土地收回。不論是康熙還是乾隆,這兩次從索倫人手中收回的田地,很快被清朝歸入當地官府的旗田,改交從遼東招募的壯丁和流放犯人耕種。

▲雖然規模有限,但清代在黑龍江地區的官田農墾一直呈增長趨勢

但即使是索倫人的“打牲”,乾隆帝也進行瞭極大的阻礙。再說這個之前,有一個歷史地理知識要提前說明,雖然前面一直用“黑龍江地區”這個說法,但當時清軍屯駐區域,主要並不是在黑龍江兩岸,而是大多零星分佈在黑龍江以南的嫩江流域。

以齊齊哈爾在內的多個嫩江流域據點,也不是大傢普遍印象中的東北原始森林,當地以草甸為主,對於需要蓄養馬匹的清朝駐軍,的確是“羊草暢茂, 馬食輒肥”的好地,故而形成瞭“城西北穹廬遍野, 男女雜沓, 佈特哈之所屯也”。

▲黑龍江將軍駐地所在的齊齊哈爾周圍便是大片沼澤草甸

換言之,既是是在“棒打狍子瓢舀魚”的東北,這些在清朝八旗編制下的索倫人,要進行狩獵也需到遠離牧場、農田的山林或草原進行。更關鍵的是,索倫人的“打牲”不僅是為獲得維持生計的獵物和毛皮,還因“佈特哈(索倫),無問官兵散戶,歲納貂皮一張”。在嫩江流域的沼澤草甸地區,自然不會有貂的分佈,這迫使索倫人的獵貂活動,隻能前往當時黑龍江將軍轄區內,作為紫貂主要棲息地的黑龍江北岸森林狩獵。

▲貢貂

索倫人的這個“歲納貂皮一張”看似不多,但獵貂本身難度極大,又要花費時間前往獵場和收繳貂皮的駐地,其中清朝僅對“其呈進時、沿途既有例支口糧”,而不支付往返獵場的花銷。相比於生活在黑龍江北,清朝直接控制外的漁獵民族,他們的 “貢貂”會得到清朝以超出價值的佈匹賞賜作為獎勵,但索倫人的“貢貂”則是“揀驗後、復給與價銀”。

考慮到由於清俄恰克圖貿易的運轉,大量俄國廉價優質毛皮湧入,極大降低瞭索倫人的狩獵收益,導致索倫人長距離的外出狩獵即使有兼獵收入,從收支和風險角度出發,依然是一種不小的負擔。

▲恰克圖貿易對索倫人的生計也造成瞭極大負面影響

在此基礎上,乾隆帝又以“況索倫等皆獵獸之人,自應精於弓箭,故向來於精銳兵丁內尤稱手快,伊等如但求易於得獸,久則弓箭舊習必致廢弛”為由,對索倫人所擁有的鳥槍“每槍給銀一兩,概行收回……嚴禁偷買、自造,查出即行治罪”。

且不說這對索倫人的狩獵和生命安全產生多大負面影響,但說“給銀一兩”的強制收購價格,當時清朝內地一支鳥槍的造價都在1.5-2兩,運到黑龍江地區,這個價格隻會更加昂貴,用區區一兩銀子便對其進行收購,這一行為已經算得上巧取豪奪。更嚴重的是,在對索倫人壯丁頻繁征調外出的情況下,這些索倫傢庭的貢貂額度並不是取消,而是轉嫁給尚未出征的傢庭,這極大加重索倫人的負擔。

▲索倫人狩獵紫貂隻能在冬季進行,這意味著狩獵者要面臨更大的自然危險

相比於這些,對於索倫人傷害最大的,還是清朝對索倫人的頻繁軍事調度。本身清朝規定的“春秋會操”,就已經對要自行經營生產的索倫傢庭造成幹擾。到乾隆朝,每遇戰事便征調索倫兵的行為,讓當地青壯年出現極大損耗,以至於“雖兵燹未延夫郊野,而紛擾實編於閭閻”。

索倫婦女為瞭不讓傢庭傳續斷絕,甚至出現由官府組織,整個部族婦女,一起前往丈夫所在軍營“取孩子”的習俗。但隨著索倫兵的征調,不再隻是與準噶爾作戰的北營,而是向南進入漢地甚至前往緬甸,這些索倫兵與傢庭的聯系也隨之斷絕。除此外,這些戰爭在經濟上也以最直接的方式,給索倫人帶來沉重負擔。

在戰爭中出現的軍械損耗,會被攤牌到參加戰鬥的士兵身上。比如乾隆二十年,黑龍江諸城的索倫兵自北營軍返回後,戰爭中消耗的甲1614副、弓1082張、撒袋1006套、腰刀1480把、梅針箭94750支,這些雖由工部補造,但所用花費,則是從索倫兵丁每月得領的二兩錢糧中“坐扣賠補”。

除瞭東北的索倫人外,還有一支重要的索倫人,便是乾隆在完成對準噶爾的戰爭後,從黑龍江征調索倫人前往新疆戍邊組成的 “伊犁索倫營”。不過這支索倫人的遭遇,相比在東北的同族甚至更為艱辛。

他們前往伊犁長達九個月的旅途中,不僅運載的駝馬死傷無數,人員更是“兒女損腰折腿之慘狀層見跌出”。但等這些索倫人到達伊犁後,清朝給與他們的牲畜隻有“三戶合給牛一隻,羊十隻”,在如此少的數量基礎上,索倫人還要承擔“歲交孽生羊三隻;牛十隻,交孽生牛二隻”,考慮到當時牲畜的死亡率,這樣的稅收用竭澤而漁形容都不為過。

▲前往伊犁的索倫人,等待他們的是更加沉重的賦稅和徭役

當然,就和在黑龍江的索倫人一樣,在伊犁的索倫人也被組織開墾土地耕種,當地完成開發後,乾隆帝又同樣以 “索倫原以打牲為業,若伊等專習耕作,恐日久本業俱忘,於邊疆無益”的說辭,將這些索倫人自己耕耘的份田收為官田。

畜牧的重稅和農田的剝奪,讓陷入赤貧的索倫人,最後走上瞭“每諭盜邊哈遊牧,劫奪牲畜,後竟成群結夥前往搶劫”,在與當地哈薩克牧民的武裝沖突中,這些索倫人“被哈薩克兩次殺死一、二百名”。這種兵民發生武裝沖突的影響惡劣事件,清朝官員不僅沒有予以重視,反而隻是一句輕飄飄的“索倫營左翼以漁獵為生,不諳耕耘”,便簡單定性。

▲俄羅斯畫傢繪制的伊犁索倫人

窮歸窮,到伊犁的索倫人,也同樣沒逃脫清朝沉重的軍事任務。不算當地的平叛工作,索倫人日常還要參與“換防、巡邊、坐卡、放牧等繁多”,加之伊犁地區在準噶爾統治時期便開始爆發的天花瘟疫,來到新疆的索倫人也“染疫患病者多”。

在多重打擊下,本就人口基數不多的索倫人,在乾隆後期就已經出現青壯年不足,以至年老者依然服役的窘境,到嘉慶朝更是“該部繁殖緩慢,現有兵內年幼者亦多”,迫使嘉慶帝下令讓外出執行換防、巡邊的索倫人返回修整。但之後隨著新疆地區“張格爾之亂”、“新疆回亂”以及俄國對伊犁的侵略輪番打擊下,伊犁的索倫人雖然不至於族滅魂消,但也慢慢退出瞭軍事舞臺。

▲晚晴新疆的頻繁戰亂對伊犁的索倫人造成瞭巨大破壞

至於黑龍江的索倫人,他們的人口下降也同樣嚴重。在經歷瞭長期貧困、大量的征調抽丁後,不僅已經貧窮到“近日無力買馬,艱於射獵”,到瞭晚清與太平天國交戰時,索倫部青壯年因不斷征調已消耗一空,但清朝上層不思撫恤,反而認為這是“近來調赴各省軍營之吉林黑龍江馬隊,每以幼弱西丹(未成年)充數,以致剿捕不能得力,實屬不以軍務為重”並下令黑龍江將軍和吉林將軍“嗣後遇有徵調,該將軍等務須選派精壯官兵,馳赴各路軍營,聽候調遣,毋得仍以幼弱西丹充數,致誤事機。將此各諭令知之。“最終,黑龍江的索倫兵與伊犁索倫兵一樣,“官弁兵丁效命疆場者,十居七八,生還故裡者,十僅二三”。

▲索倫兒童

看到這裡,可能會有讀者產生瞭疑惑,為何清朝上層要如此嚴苛的對待“至所用之兵,皆我八旗索倫子弟之眾”的索倫人呢?關於這一點,筆者本人也不敢隨意給出結論,不過從索倫人的政治待遇出發,或許可以為大傢提供一個理解當時清廷上層,對索倫人態度的新角度。

索倫人雖然也在八旗編制內,但作為清朝入關後才被吸納入八旗的東北部族,他們在清朝被稱為“伊徹(新)滿洲”,雖也被當做滿人,但是地位卻與八旗滿洲、蒙古要低的多。

一個比較能體現這種地位差異的,便是索倫人的上升渠道,由於黑龍江地區位置偏遠,導致當地“黑龍江省向無義學,亦無書院,二百餘年文風不振”。康熙三十四年雖設官學,但入學名額嚴格限制在每佐領下幼童一名。

然而這些學生能進入官學學習,卻並不代表可以進入清朝官員的序列,黑龍江不僅沒有開放科舉,當地作為基層文官的筆貼式,一般也是安排“一滿一當地人”,這個當地人不僅沒有上升機會,基本也是給予和索倫人混居的達呼爾人,至於當地更高級的索倫主管,終清一朝則全是由滿人擔任。

▲清朝黑龍江地區的上中下軍官,基本是由滿人擔任

那麼索倫人就沒有晉升的渠道瞭嗎?這個也還是有的,不過這個晉升方式多少有些耐人尋味瞭。這個清朝開放給索倫人的唯一上升空間,是通過戰場或參加木蘭圍獵時的表現,獲得舍棄索倫人身份的“資格”,抬旗進入清朝直接掌控的“京旗”即北京八旗。

這種帶有“血貢”色彩的升遷,雖然也算是給作為“伊徹滿洲”的索倫人一個“上升”渠道,但還需要註意的是,這種人員的選拔本身是具有一定的強制性。比如有一位叫做阿蘭寶的達呼爾人,因不願放棄達呼爾身份前往北京,而故意在圍獵的禦前射箭時脫靶,結果被之前相中他的將軍傅玉素鞭打三百,依舊編入京旗赴北京居住。

▲木蘭圍獵

不過加入京旗的索倫人,並不代表就能享受和其他滿洲八旗相同的待遇。在乾隆朝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加入京旗的索倫人被乾隆以“其東三省之新滿洲、烏拉齊等,尤非在京滿洲可比,亦應嫻習騎射清語,以備任用,若居京日久,亦習漢文考試勢必岐誤”為由,下令“將東三省之新滿洲、烏拉齊等考試漢文永行停止俾其專心舊業”。

這等於斷絕瞭索倫等“伊徹滿洲”,像其他八旗子弟一樣,通過考取筆貼式進入清朝官僚體系的渠道。直到乾隆末期,隨著大小金川平定,對索倫兵的軍事暫時下降,乾隆四十二年才下令在京的索倫人,除瞭新移居者,在當地 “已過二三世,能習翻譯者,準與舊滿洲一體考試。”

▲入京的索倫人依然要收清廷的諸多限制

然而不光是文官,在武官升遷上,除瞭被乾隆帝樹立為典型宣傳的海蘭察,大多數加入京旗的索倫人,同樣遭受到瞭諸多限制。比如乾隆三十四年,時任延綏鎮總兵華山來京覲見,因發現他原是京旗索倫人出身,便以“若留京錄用,既可得力,而伊等亦有升階。若用為綠營官員,伊等不識漢字,豈能辦理營務”為由,撤去華山總兵之職,留京補授“梅勒章京(副都統)”,同時問責保薦華山的官員。

以此為基礎,乾隆帝正式下令“嗣後東三省人等俱不必補用綠營官,永著為例”,對索倫將領的升遷進行瞭很大限制。不過到瞭道光朝,索倫人倒是不再用擔心前往北京會遭遇歧視和限制,因為當時北京內城已人滿為患,道光帝以索倫人在東北皆有產業為由,“通情達理”的不再征召索倫人入京。

▲對索倫人出身的武官升遷,乾隆帝一樣設置瞭諸多條條框框

總結以上,清朝對索倫人,無論是罔顧事實的將其打造為“漁獵民族”的樣板,還是認為他們作為“滿洲”的純正,透過這些清朝的“抒情小作文”,去看這些言論背後的一系列政策,很難不認為這是一種帶有目的性的誘導。但至於清朝,尤其是乾隆皇帝為何要這麼做,這就是各位讀者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事瞭。

最後,早在後金/清與明朝作戰時,為瞭彌補人力的不足,皇太極就曾在北方大肆抓捕索倫壯丁,驅使他們作為向明軍沖鋒的前排“死士”。1922年,早已退位的溥儀在清朝遺老們的策劃下,為維持愛新覺羅皇室體面,舉辦大婚迎娶瞭出身索倫郭佈倫氏的“皇後”婉容。這一前一後,對於清朝愛新覺羅與索倫人之間關系,或許正是最具象征意味的註腳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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