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幾何時，我曾聽說過這樣一種觀點：第二次世界大戰盟軍之所以能獲得勝利，有三個偉大的發明功不可沒。
第一個叫原子彈，它徹底擊敗瞭日本帝國主義“一億玉碎”的癡心妄想，提前結束瞭戰爭，重要性自然無需多言。
第二個叫雷達，這種可聽千裡的“順風耳”讓戈林的空軍屢屢碰壁，使山本五十六的“聯合艦隊”無處遁形，也稱得上是居功至偉。
而第三大發明，則是在當年被稱為“萬能神藥”的青黴素，對此我心中存在一定的困惑。
雖說青黴素這種抗感染神藥的出現，拯救瞭無數盟軍士兵的生命，對反法西斯戰爭起到瞭至關重要的作用，這毋庸置疑。但同時期的納粹德國，同樣也是科技大國，在化工領域的實力相當不菲，那麼青黴素是不是真能像原子彈和雷達一樣，對法西斯進行“降維打擊”呢？
起死回生的染料
在查閱大量資料和向大佬咨詢後，我發現我的困惑是有道理的。
其實在英國細菌專傢弗萊明發現青黴素的抑菌作用之前，人類面對傷口感染已經有瞭行之有效的有效手段。
在電影《拯救大兵瑞恩》裡，有一段小隊進攻雷達站的劇情，當軍醫韋德中槍倒地後，士兵們第一時間往傷口撒上瞭幾包粉末。
在美劇《兄弟連》中，E連的戰士們在看到溫特斯中尉臀部受傷後，也在包紮之前將這種粉末撒瞭上去。
而在國產佳作《我的團長我的團》中，主角孟凡瞭為瞭幾包藥粉不惜偷錢去買的尷尬場景，同樣為我留下瞭深刻印象。
小太爺在黑市購買磺胺，被迷龍發現
這種能讓士兵們治傷時第一時間想到的藥物叫做「磺胺」，發明於1932年，是人類歷史上的第一種抗菌藥。而他的發現者格哈德·多馬克是一名細菌學傢，是一名曾經的軍醫，也是一位德國人。
第一次世界大戰東線戰場的慘烈猶如血肉磨坊，看著戰地醫院裡的傷員一個接一個因傷口感染而死，自己卻無能為力的多馬克，深知人類亟需一種新型藥物，來和「細菌」這個看不見的敵人作戰。
一戰中死亡的一千萬士兵裡，約有一半死於細菌感染
隻不過，多馬克的這一想法還未開始實踐，一戰便悄然結束瞭。
盡管戰爭的結束讓無數士兵避免瞭死於槍林彈雨之下的命運，但多馬克決意研發抗菌藥物的信念卻並未動搖。他不僅重返之前考入的基爾大學繼續學習醫學，而且為瞭補上因戰爭而被迫中斷的學業，還放棄瞭大量的休息時間。
但制造出一種革命性的新藥，畢竟是個漫長的過程，多馬克在之後的歲月裡裡針對無數種可能帶有殺菌效果的東西進行瞭實驗，但結果不敢說是收獲滿滿，可以說是毫無進展。
直到十二年後的1932年，多馬克終於在一種名為“百浪多息”的橘紅色染料中發現瞭其可能存在的殺菌效果。當年的聖誕節，他給兩隻感染瞭鏈球菌已經奄奄一息的小白鼠註射瞭這種染料，而接受註射後，它們竟然奇跡般地活瞭下來。
雖說當年將一種新藥用於臨床所要經歷的步驟遠沒有現今繁雜，但動物實驗成功也隻能算得上是一個開始，隻不過對於多馬克而言，命運的捉弄使他不得不加速試驗的進程。
1933年的一天，多馬克的小女兒在玩耍時不小心被針刺破瞭手，並在第二天紅腫瞭起來，送醫院檢查發現她的傷口被鏈球菌感染瞭，而當時根本就沒有能夠治療鏈球菌感染的藥物。看著小女兒的病情一天天加重，最後甚至惡化成瞭敗血癥後，多馬克決定孤註一擲，為她註射理由還未經過臨床檢驗的百浪多息。
幸運的是，小女兒用瞭百浪多息後，體溫漸漸降至正常，人也清醒瞭，沒多久就恢復瞭健康。多馬克用百浪多息治好瞭小女兒的鏈球菌感染，同時也開創瞭磺胺藥研制和治療感染性疾病的先例。
作為一名德國細菌學傢，多馬克大可以將自己的研究成果交給當時的納粹政府，讓磺胺藥變成德軍所獨有的“秘密武器”，但他並沒有選擇這麼做。
1935年，多馬克發表瞭一篇論文，詳細介紹瞭百浪多息的臨床效果，這等於是向全世界公佈瞭磺胺的秘密。此文一出，立即引起瞭巨大的轟動，在1935年到1942年間，百浪多息基本上成為瞭醫生們治療細菌感染的唯一藥物，就連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小兒子在感染鏈球菌咽喉炎後都被其治愈過。
因為本身就是染料的緣故，所以用磺胺治療後會將皮膚染上色，但在戰爭年代這點“副作用”幾乎不值一提
也正因如此，1939年諾貝爾獎公佈時，多馬克理所應當的獲得瞭這一殊榮。不過由於納粹政府出臺過“德國人不允許接受諾獎”這條法律（因為曾有反納粹人士獲得過諾貝爾和平獎），所以多馬克還未來得及領獎便被“蓋世太保”（納粹德國秘密警察）控制瞭起來，直到戰爭結束後的1947年才將獎杯捧到手中，不過，這都是後話瞭。
二戰爆發後，磺胺藥將無數傷兵從死神手中奪瞭回來，無論是盟軍還是德軍，都會隨身攜帶磺胺粉以備不時之需。隻要沒被子彈或破片傷及要害部位，那麼在傷口部位迅速灑上磺胺粉，大都能撿回一條命。
美軍隨身攜帶的磺胺藥
為什麼是青黴素？
既然磺胺藥能夠如此方便高效的治療感染，那麼為什麼青黴素的出現還能產生那麼大的影響呢？
這是因為，磺胺類藥物有兩個不可逆的缺點：耐藥性和副作用。
關於這兩點，生物學傢米爾頓.溫賴特在《希特勒與青黴素》一文中便指出：“磺胺類藥物通常被證明是有毒的，而且細菌很容易對它們產生耐藥性。盡管有這些限制，磺胺類藥物仍是有效的抗菌劑，這使得德國人似乎沒有最需要用青黴素取代它們。”
除此之外，我還在菲利普.米欽納少將於1944年所著的《對四年戰爭的思考》一文中發現瞭一段有關磺胺副作用的相關段落：“請記住，磺胺類藥物遠不是治療所有感染的靈丹妙藥，實際上可能是有害甚至危險的，一般規則是，在48小時內體質沒有改善或體溫下降的情況下，應立即停止使用。”
由此可見，磺胺在使用過程中存在諸多嚴苛限制，根據研究表明：有些傷員會對磺胺產生過敏反應，就算不過敏，磺胺用多瞭也會導致結石和中毒，而用少瞭則達不到治療效果，所以如何把控用量對醫生來說是個大難題。
德國拜耳公司生產的百浪多息
相比之下，青黴素在泛用性和殺菌效果上更勝磺胺一籌，這在《對四年戰爭的思考》中同樣也有提到：“青黴素對某些微生物引起的膿毒癥的作用遠遠超過所有其他防腐劑。它對病人是無毒的，人們可以自信地斷言，它未來的使用很可能是廣泛的和非常成功的。”
美軍有關盤尼西林的宣傳海報
實際上，從1943年青黴素開始大規模被美軍所裝備的那一刻起，美軍和德軍之間的差距便拉開瞭。因為青黴素不僅在很多情況下，都能發揮出比磺胺更好的殺菌效果，而且對於性傳播疾病的治療也有奇效。
縱觀歷史不難發現，西方軍隊歷來都會因性病損失掉大量的戰鬥力，而有瞭青黴素，美軍士兵感染梅毒後紮一針輝瑞公司生產的青黴素，幾天後便能重返戰場，而德國拜耳公司生產的百浪多息，卻無法幫德軍解決同樣的問題。
除此之外，青黴素療效的強大同樣也給予瞭美軍作戰的勇氣，許多士兵之所以敢在諾曼底的沙灘上頂著MG42的咆哮聲向前猛沖，正是因為他們堅信自己隻要不被一槍打死，便能在後方醫院被救活。
美軍宣傳海報，內容為“感謝盤尼西林，它能讓你回傢！”
更重要的是，美軍量產青黴素的方法從始至終都受到嚴格的保密，而納粹德國雖然也曾嘗試過研究青黴素，但由於前期大量的精力都投入到瞭磺胺上，所以等他們回過神來已經來不及瞭。
你有的我也有，你沒有的我也有，這仗怎麼打？
青黴素對於納粹德國最大的幫助，或許是在1944年7月20日由施陶芬貝格集團實施瓦爾基裡行動中。根據1983年《希特勒醫生的秘密日記》一書描述，彼時的希特勒被炸彈傷後，其私人醫生奧多爾.莫雷爾對他使用瞭從盟軍手中繳獲的青黴素，這才恢復健康。
瓦爾基裡行動刺殺希特勒的失敗，讓他撿回一條命
這種靠著從對手手中繳獲的方式來獲取青黴素，其數量必然多不到哪兒去，況且彼時的納粹德國早已是強弩之末，不斷收縮的戰線限制瞭他們繳獲青黴素的機會。至於被青黴素救回一條命的惡魔，其生命也並沒有延續太久，不到一年後他便在蘇聯紅軍的圍攻下，被迫在黑暗陰冷 的地堡中飲彈自盡。
結語
從人道主義角度來講，無論是磺胺還是青黴素都是拯救生命的良藥，而多馬克和弗萊明也都是抱著治病救人的偉大目的去進行研究的。如果硬要說青黴素在二戰戰局中所起到的作用，平心而論，我認為有著磺胺的存在，它隻是讓戰爭的天平往盟軍這邊傾斜瞭一些，還不足達到“降維打擊”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