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時，西方列強洋人對於清政府的內政外交有重要影響。1840年鴉片戰爭，大清被迫卷入瞭世界潮流，不論願不願意隻能主動或被動地向前走去。清廷與西方列強長時間地打交道中，催生瞭許多新事物。如總理衙門、海軍衙門等新部門出現，也有像北洋大臣、南洋大臣這樣的新官職誕生崛起。
清朝的士大夫做到都督、巡撫這樣的封疆大吏已是權力頂峰，就到頭瞭。歷史發展到清朝時，官僚制度已經非常完善瞭，像都督，執掌幾省軍政大權的牧官之官，是最大的地方官。
清廷按照舊有的王朝發展軌跡，到瞭後期出現土地兼並、貪腐橫行、上下失靈，中間的鄉紳食利集團越來越大，阻隔在瞭上層朝廷和基層百姓之間，吸取養分。朝廷對地方的掌控力越來越弱，陷入財政危機。朝廷再經過太平天國等內部動亂，平叛過程中的不斷消耗，手裡更加沒錢。隻能將一些權力下沉到地方實力派手中，讓他們自行解決。如曾國藩的湘軍補給餉糧大部分靠自己解決，擁有征稅的權力。晚清的安危靠湘軍、淮軍等這些私人色彩的軍團來保障，手裡沒錢是根本原因。
清政府最初沒有專門對接西方的外交機構，與洋人接洽的外交人員往往都是臨時任命，加銜“欽差大臣”。但這樣職權不明，專業不對口，存在眾多問題。於是乎，在1861年，恭親王奏上《統籌洋務全局酌擬章程六條》，核心內容包括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和負責南北口岸通商事宜的大臣，即南方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處口岸歸五口欽差大臣辦理通商和部分外交事務；北方牛莊（營口）、天津、登州（煙臺）三處口岸靠近京師，幹系重大，擬在天津設三口通商大臣統籌管理。
三口通商大臣即是北洋大臣前身，五口通商大臣便是南洋大臣的雛形。
剛開始的時候，通商大臣隻是權宜之計，具有臨時工性質，權力有限要和當地官員協同處理事務。
廣州是閉關鎖國時期主要的內外通道，所以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清廷的外交和通商都以廣州為中心。兩廣總督是這一地區的最高地方官，臨時充當著外交部長的職責。擬定五口通商大臣時便順理成章地由兩廣總督兼任，辦理事務增多則權重增加，兩廣總督一度成為督撫中重要的一位。
隨著上海開埠，飛速發展，成為西方列強著力打造的新城市，十裡洋場，儼然國中之國。逐漸取代廣州成為通商和外交中心，五口通商辦事處也搬遷至上海，南洋大臣先後改為江蘇巡撫、兩江總督來兼任，最後由兩江總督兼任成為定制。
隨著總理衙門的建成，賦予瞭負責外交事務的職權，成為正式的外交中心。外國人逐漸把外交活動遷移至京師，南洋大臣的外交職能不被外國承認，成為一個單純的地方官。
北方的首任三口通商大臣為崇厚，第二任為李鴻章兼直隸總督。因為通商大臣雖然有安撫地方之責，但沒有節制統轄的實權，使得通商大臣空有虛名，所以兼任直隸總督增加權重，改為北洋大臣。李鴻章強化瞭北洋大臣的職權，專管洋務，又因直隸總督而掌握實權，直隸省為京畿重地，總督高於一般督撫，多為功勛卓著者或心腹才能擔任，這增重瞭北洋一職的分量，故外交內政一把抓。李中堂走上瞭更高的舞臺，而且一幹就是二十多年。
北洋大臣統管北洋洋務，海防政令，京畿軍政，招商經營和安裝電線。洋務和海防有地域限制，而招商和安置電線的權力具有全國性質，如李鴻章創辦的具有壟斷性質的輪船招商局，業務遍佈全國。
李鴻章和俾斯麥
北洋大臣駐節天津，天津又是京師門戶，外國使節入京時負責接待把關。北洋大臣很容易就參與到外交活動中來，外交權的一部分下放使得北洋大臣，萬事先由其處理，再不行總理衙門出面。北洋大臣和總理衙門共同承擔瞭“外交部”的職能。而且，相對於京師高墻內的總理衙門，李鴻章的精明能幹，熟悉洋務，眼界開闊，更能吸引外國人，承認其為清廷代表。此外，總理衙門是委員制，幾個大臣商議後達成一致才算數，而北洋大臣則李鴻章一人決定，辦事高效。
晚清外交中心的地理遷移，聯系著督撫的權力結構變化。從廣州到上海，天津，從南洋大臣到北洋大臣，無不展現著晚清外交格局的演變。
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叩開瞭厚重的大門，相互通商，開拓市場，使得通商口岸成為西方進入大清的重要通道。南北洋通商大臣的設立便是處理內外經濟貿易活動，不可避免地附加上瞭外交職能，由地方督撫兼任，加重分量，在外交領域擔任重要角色。
李鴻章以直隸總督的身份兼任北洋大臣，這是一個相互成就的過程。直隸總督之位本就是重中之重，位高權重，清代名臣大都擔任過此職位。特別是在列強來勢洶洶的晚清，直隸總督更是朝廷的代表，把持門戶。北洋大臣總理洋務，李鴻章利用職權之便，開展洋務運動，建設企業，開辦軍事工業，創立北洋海軍，在世界外交舞臺上登場，進一步穩固瞭自身地位，也增加瞭北洋大臣的分量。
之後，又來瞭一個叫袁世凱的後浪，擔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
寫於2021年2月7日 浙江臺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