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歷史悠久的國傢，城市發展在歷史中舉足輕重。其不同階段，城市均有不同的價值，而且這價值是不斷變動的。總的來說，無非是政治、經濟方面的考慮，從而使地理上的城市蘊含價值。世代綿延，城市也因人的存在而生發出文化價值。中國歷史悠久，尤其如此。比如上海，在 17 世紀時還是一片荒涼，稱作漁村都算是誇大瞭，但後來因為東西文化碰撞，經濟交流，瞬間崛起。比如重慶，全是山，滿山霧，被稱“山城”，閉塞崎嶇，本來不是那麼顯眼，但因為抗戰時為臨時首都，政治上舉足輕重，於是名聞世界。比如大理，本來也是做過都城的，大理國以此為都城達 516 年，自大理國之後，也就很少有人註意瞭，直到近世旅遊興起，又進入人們視野。在中國古代，雄關重鎮，受影響最深的是政治影響。而政治視角又是以經濟和軍事價值作為基礎的。所以，凡能作都城的，必是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歷朝歷代，帝王們選擇都城，都是以此為基礎，後人總結前人經驗，知其興亡之因，從而鄭重選擇都城，久而久之，自然形成瞭一套原則，也形成瞭獨特的定都哲學。
中國幾千年來，大大小小的帝王，有男有女（比如武則天），加一起共有 559 個。377 個是皇帝，162 個事國王。如果從黃帝算起，到溥儀搬出金鑾殿為止，大約有四千六百多年，政權共 83 個。但這麼長時間，這麼多人，在定都選擇上，竟然出奇地相似。這不能不讓人相信古代帝王們心思在某一點上是相通的，他們彼此雖然征戰，有些覆滅瞭前朝，在都城選擇上，還是堅持前朝的定都哲學。我們把中國古代重要的都城，按為都時間長短列出來，便一眼能看出其中關竅。長安，也就是今陜西西安，是作都城時間最長的，共有 1100 年之久，從周到唐，歷經十餘代。其次是洛陽，共有 860 年是作為都城的。很長一段時間，洛陽是與長安並重的，比如唐時，它經常作為東都存在。北京，到現在依然是首都，中國古代為都城時間共 775 年，金元明清，均以此為都城。夏縣，這地方在現在山西，主要是公元前夏王朝在此建都，共經歷 440 年。南京，大大小小的王朝在此建都城的時間是 429 年。此後未江陵（419 年）、開封（349 年）、商丘（271 年）、杭州（220 年）、新鄭（205 年）。新鄭最古老，三王之世便做都城。但時間也是最短的。因為形勢變化很快。長安，則是當之無愧的第一。
孟子曾說得天下的三大要素是，天時地利人和。長安地處渭河流域，控關中地區，地理優勢非常大。而他不能再做都城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吐蕃兵勢的威脅，唐內部潰敗，經濟徹底癱瞭。所以，長安常常是文人墨客抒發思古之幽情的好地方。千年之久的長安，真的是讓人慨嘆“莫見長安行樂處，空令歲月易蹉跎”。甚至在明清之時，當時的都城已經是北京，但詩人們經常用“長安”代指“北京”。古代的王朝興起，最先是在黃河流域的，長安本就很近。但是，按理天子應該坐鎮中央，以地理上論，中心應該在河南中原大地。（按：如今中國地理上的中心是甘肅蘭州。）於是一個王朝建立時，必討論定都何處。最初大概有兩種意見，一是建都長安；一是建都洛陽。帝王和他們的知識分子參謀團為此非常糾結。最終的定論是，長安山河憑固，進可攻，退可守，比較安全；洛陽居天下之中，輻射天下，德化天下較為方便。
第一種考慮是防，以防為主的。因為中國自古所受威脅以西域、河套、漠北、塞外為主，這些地區有很多少數民族，如匈奴、突厥等，時常攻伐，如果建都洛陽，一馬平川，騎兵可以快速進攻，非常被動。北宋選擇開封為都城，幾乎就是無險可守，所以苦苦支撐。長安就不一樣瞭，地理優勢非常明顯。秦孝公在咸陽建都，咸陽西安非常近，隻有三十公裡，便可以“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長安自然也有此山河之固，東有潼關、西有大散關、南有武關、北有蕭關，四座關口控制著進出長安的通道，易守難攻。在長安可以安全地圖謀天下，並吞八荒。雖然歷史上，長安城是有兩座的，名稱也不一樣。漢高祖定天下，就是考慮到這一點，理所當然地建瞭一個都城，稱“長安”，在今西安市的西北。隋唐因之而發展到西安市的中心，這是隋文帝楊堅的註意，他要大興天下，所以稱為“大興城”。隋文帝時期，帝國的威脅已經不是匈奴等塞外漠北之敵，主要在內部，所以隋文帝主要考慮的是內部政治。楊堅是依靠關隴集團而得天下的，他需要內部的政治支持，不敢離開長安。唐太宗的考慮是大抵如此。
唐長安城模擬圖但從隋煬帝開始，到唐太宗，兩人都做過很多試探，也就是不以長安做都城。選擇更向南一點。這時候，洛陽的重要性凸顯出來瞭。這就是第二種建議，定都洛陽。洛陽主要是靠近南方，交通方便，經濟上支持比較容易。但從長安到洛陽，實際上是非常不容易的，他是建都哲學本質上的改變。因為定都的原則已經從政治軍事的考慮，往經濟方向偏瞭。這其中最激進的是隋煬帝楊廣。楊廣雖出身關隴，但一生偏愛兩地，一是東都洛陽，一是江都。兩地在楊廣之時，都曾大加修建，他在公元605年起營建東都洛陽，勞民傷財。但他還嫌不夠“南”，於是通運河，營建江都。離開洛陽之時，他還很留戀，作詩雲：“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其實洛陽他已經守不住瞭，隻想往江都躲。但大臣們的意見不一樣，大將軍趙才就勸諫說：“望陛下西還長安，上安人心，下撫兆民。”郎官崔民象甚至在建國門攔住楊廣，直言勸諫，楊廣怒不可遏，絲毫不聽。其實聽瞭也沒用。回瞭長安也沒用。
唐長安西市想象圖唐太宗李世民與隋煬帝的心思其實是一樣的，都想把政治中心難移，擺脫關隴集團的叔父。但唐太宗的好處是，聽話，他建東都洛陽，臣子們說太勞民傷財，他隻能停下來。那麼問題來瞭。為何這兩位智慧超人的帝王，都把洛陽看得那麼重？洛陽不是不太安全嗎？其實，洛陽很安全，至少在隋唐時是可以的。隋煬帝和唐太宗的想法是一樣的，以洛陽為中心，以運河為脈絡，就可以把整個帝國連成一片。但隋煬帝的激進做法，導致隋覆亡，唐高祖自然不敢那麼沖動，隻能以長安為都城。但，長安已經無法支撐帝國運轉瞭。因為糧食不夠。隋唐之時，關中人口大為興盛，唐的版圖足夠大，長安城中人數居多。關中地區的糧食已經不足供應瞭。如要將江南糧米運到長安，則長安的山川之固，就變成雄關屏障瞭，船不能行，車馬更是臃腫難行。有沒有高速公路，那這其間大約一千多公裡的距離，簡直就愁死人。洛陽，卻有這個便利。一馬平川，運河較近。可能現在無法想象，像唐那樣偉大的世界性帝國，朝廷竟然沒糧吃，幾乎餓肚子。唐高宗時期，關中萬一糧食歉收，李治隻能帶著朝廷逃荒。據《資治通鑒》記載，光是唐高宗永淳元年，也就是公元 682 年，大唐就餓死瞭很多人，包括官員。
682 年的四月（農歷），“關中饑饉，米鬥三百錢”，唐高宗李治隻能帶著朝廷去洛陽，留太子監國，簡直跟逃荒一樣，隨從有餓死於中途者。可憐的是，他們到瞭東都洛陽之後，是當年的五月，“洛水泛濫，溺千餘傢”。但是不能回去，因為關中先水後旱、蝗，旱災、蝗災之後，來瞭一場瘟疫。相比之下，洛陽更好一點。從那時候起，李治大概明白他爸李世民的苦心，就說不用回去瞭，大傢也別反對，我們設兩個都城，弄個“東西二宅”，洛陽跟長安一樣重要，都是都城。相比於餓肚子，安全自然要退後，大傢也就不怎麼反對。唐開始營建洛陽宮殿。到瞭武則天，直接把洛陽定為都城，稱“神都”，長安嘛，名義上還是都城，但基本不回去瞭。但這都是和平時代的定都哲學。一旦到瞭動亂之時，都城的城市價值立即發生變化。武則天政權結束後，唐中宗和韋皇後都想返回長安。因為那裡才是打天下的好地方，可以興兵弄權，然後“據崤函之固，並吞八荒”。大臣們怕餓肚子不回去，唐中宗大怒，說：““豈有逐糧天子邪！”意思是，老子是天子，怎麼能屈尊追著糧食跑？（按：見《資治通鑒 咸亨元年卷》）最終，政治、軍事的考慮又占瞭上風。唐終究回到瞭長安。到“開元盛世”時，唐玄宗也還是待在長安。但是，長安的糧食還是不夠，唐玄宗也有很一部分時間待在東都洛陽。後來，因為國力昌盛，唐玄宗想瞭個辦法，大力發展漕運，從而漕糧每年能入長安者有四百萬石。
大唐長安城復原模型 宣政殿復原唐玄宗是沒辦法的辦法，因為這時候，唐對西域的控制權已經變弱，吐蕃、勃律、石堡等勢力不斷窺測。唐玄宗隻能待在長安。沒過多久，一場大亂——安史之亂——讓整個格局出現瞭變化。以長安為中心的北方經濟破壞很大。另外，據中國氣候學傢——比如竺可楨——的研究，長安一帶北方的氣候變化瞭，變得非常冷。西北不再適合大量的農耕生活。帝王們定都，隻能往南挪。晚唐時期，大傢爭的都是運河，因為運河是命脈，漕運靠它呀。到瞭宋代，選中開封做都城，主要是運河控制權在此地最方便。宋太祖趙匡胤個最初很想去洛陽建都，最終回長安，因為這樣對於收復燕雲十六州很有幫助。但困難重重，隻好放棄瞭。長安作為王朝都城的歷史終結瞭。總得來看，中國歷代帝王定都的哲學，就是除非萬不得已，和則往南，因為經濟支持足夠，亂則往北，因為政治軍事價值高。
中國歷代作為都城的城市，其城市價值，無非在此之間變化。以小的都城作為例子稍微述說，便能明白這個道理。比如南京。三國是叫建康，三國是個亂世。它作為都城，是孫權的遠見。孫權是孫權第一個把東吳的都城挪到瞭南京（那時候叫建康）的。這是一個進攻的姿態。東吳的軍事重鎮在濡須口（《三國演義》中曾特寫這個位置），另外有京口、廣陵。而南京恰好是在這三點之間，三個長江津渡重地，就都在東吳南京控制范圍內，孫權坐鎮南京，左顧右盼，指揮起來得心應手，方便至極。雖然孫權實際上想再往長江上遊，曾與呂蒙商量取徐州，但沒能實現。退而求其次，想要荊州，這就是為什麼東吳跟劉備爭荊州的原因。
這樣一來，孫權主動進攻很難瞭，所以，後來伐魏都是蜀漢多，但曹操進攻可也很難瞭。因為他很難順流而下。隻能選擇陸路進攻，所以赤壁之戰之後，曹操沒再下江東，主要是張郃在合肥大戰。合肥，那就是選擇陸路戰略瞭。從孫權的角度看，建都要往北，越北越有控制權和話語權。比如北京，其實其他作為都城的條件都不算很好，但一直作為都城，主要就是因為地理位置，政治軍事上的考慮，中國古代北疆，面臨的威脅是比較重一點。在北京，可以遙控北疆，同時可以輻射東北地區、西北新疆地區。新中國首都選擇北京，這個是個很重要的一點。定都北京，是一種倔強不屈面對挑戰之姿態。
南宋選杭州，一是北方難以恢復，另一個主要原因就是為瞭經濟因素（海上經濟）；明太祖朱元璋建都南京，主要是為瞭經濟考慮。到明成祖朱棣，把南京設為留都，也還是考慮經濟因素的。康熙、雍正年間，南京人口達百萬，為世界十大城市之一。在清時南京設有規模龐大的江寧織造府，生產絲織品以供應皇傢需求，南京絲織業規模在全國居首。綜合觀之，中國歷代帝王的定都哲學，大概可以這樣作結論，政治、軍事因素居大時，則近北方；經濟因素占據重要位置時，便往南移動。三者相互博弈、影響中，作為都城的古代城市價值，也在不斷變化。